《廣志繹》為明代人文地理書籍，成書于萬歷二十五年。該書作者王士性為浙江臨海人，曾在廣西、河南、山東以及北京、南京等地任職，有機會深入了解各地風土人情。歷史地理學家譚其驤曾把王士性與徐霞客相并列，認為“從自然地理角度看，徐勝于王”“從人文地理（包括經濟）角度看，王勝于徐”。那么，在《廣志繹》中，究竟可以看到怎樣的南北物產、東西風俗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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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西有別”的浙江

王士性把當時的浙江百姓分為三類：寧波、紹興等地讀書氛圍較濃，不少人以文字為生，包括幫人寫書、打官司；金華、衢州等地百姓勇武剛健，英勇抵抗倭寇，很多地方官衙的雜役出自于此；臺州、溫州等地靠山靠海，當地人主要以漁獵、種田為生。

王士性進一步提出，杭州、嘉興、湖州是平原水鄉，是“澤國之民”；金華、衢州等地為丘陵地帶，是“山谷之民”；寧波、紹興、臺州、溫州等地靠近大海，是“海濱之民”?！皾蓢瘛币驗楹拥辣憷饰锪靼l達，商品經濟繁榮，百姓容易致富；“山谷之民”因為靠近山區，故性格剛強，習俗儉樸，心氣較高；“海濱之民”出海打魚，常同驚濤駭浪作斗爭，九死一生，賺錢不易。

他還特意提到紹興、金華兩地，一些頭腦靈活、口才好的人在北京從事打官司、管家等方面的工作。北京方面對這類人才需求很大，遇到難事基本上都是請浙江人幫忙參謀、打理。

“南北差異”的河南

河南是很多圣賢、明君的家鄉，“有古代遺風”。王士性注意到當時的河南藩王較多，如開封的周王后裔到萬歷朝時有郡王48名，宗室人員達5000人。有的宗室人員到六七十歲時，還未能向朝廷請得姓名；一些地位較低的宗室人員，有俸祿的只能勉強糊口，無俸祿的過得比普通人還苦。雖有宗室之名，但實際上跟被囚禁的犯人差不多。

《廣志繹》中提到，河南也有不少良好的風俗：一是遇到熟人破產無以為生時，會召集一幫人出錢助他脫困。二是會定期邀請親朋“AA制”聚餐，餐后多余的錢交給組織者保管。如果誰家無力承擔喪葬等事，組織者可拿出歷次累積的錢來資助。

王士性還敏銳地注意到，河南地區也存在“南北差異”。比如，駐馬店確山縣以南地區多種稻田，習俗上更像湖廣；確山以北地區基本上種麥子，像北方。

風俗獨特的湖廣

湖廣地區在春秋戰國時就號稱“六千里大楚地”，北部疆域靠近黃河流域；明朝時，湖廣布政司轄地涵蓋湖南、湖北，依然面積廣大，省內探親訪友行程頗遠。

張居正當年擔任內閣首輔時，朝廷的九列公卿幾乎一半是湖廣人，如內閣次輔呂調陽、兵部尚書方逢時和工部尚書李幼滋、曾省吾等。這些湖廣鄉人占據朝廷的重要職位，成為張居正理政的重要助手。

《廣志繹》介紹，蘄州、黃州一帶文人輩出，但大多以志向曠遠自居，對世俗之事不太關心，有東晉士人清逸好玄之風格。

而在永州，鄉下風俗近似廣西，男子下裳很長，走路時拖在地上，女子的裙褲反倒只到膝蓋處。當地衙門服役的、給官員抬轎的、驛站傳送文件的乃至給馬車御馬的，基本上都是女子。

在施州等地，男子不裹頭，女子喜歡穿花布衣服。生病后，會請人敲鑼打鼓來驅除疾病。親屬去世后，不會停棺很久，基本上當日就安排入葬。此外，當地民眾尚武，腰間常別彎刀。

勤儉創業的江西

王士性認為江西人稠地狹，當地人不得不外出謀生，且多有一技之長，如醫術、造車、木工、看風水、看星相等。所以，即便遇到荒年，江西也很少有饑民，因為不能糊口的人早就外出了。

他還專門提到江西撫州地區有很多外出謀生的人，云南的漢人不少都是撫州人。這些人最初在云南的城鎮做生意，后來慢慢深入云南各地，以至于當地土司管理的少數民族地區也有不少撫州人，甚至成為土司的下屬官員。

王士性指出，江西人憂患意識強，享樂風氣不重。老百姓賺了錢一般會存下來以備急用，生活上也量入為出，不鋪張浪費，很少有奢侈的宴席或請戲班子唱戲。這種勤儉節約、居安思危的性格，使得他們長遠受益。

山川清麗的云南

明代，云南土地空曠、人口較少。麗江地區山高險阻，但多產金銀。每當下雨后，土司就會讓百姓到水田里犁地淘金，然后上交。由于淘金，很多田地被損毀，以致糧食減產乃至絕收。

當年諸葛亮征孟獲時，曾在云南永昌一帶擊敗藤甲兵。王士性發現，當地還有穿藤甲的習俗。

云南保山一地，不少人是明初軍人的后裔，居民膚色紅潤白皙，“得山川清麗之氣，而言語、服食悉與陪京（南京）同”。這里的工匠手藝很好，有些技藝在其他地方很難看到。

“也產荔枝”的四川

王士性描述，四川為“天府之國”，但當時川人勞役很重：一是打仗時的臨時勞役，二是平時的采木之役。

他還饒有興致地講述，四川部分地區習俗比較奇特，有的男孩子13歲就娶媳婦，一般會娶比自己大的女子。這跟古代徽州地區有點像，但徽州人早娶，是因為要外出做生意，娶了媳婦就可以安心去各地經商。四川為何如此，原因值得探討。

《廣志繹》還特意記載，四川保寧和順慶二府的城鎮和鄉村，都用大石板鋪路，道路質量很好。

在明代，除了廣東和福建，產荔枝較多的地方還有四川。王士性認為，“一騎紅塵妃子笑，乃涪州荔園所貢也，故飛騎由子午谷七日而達長安，荔子尚鮮”。大意是說，唐代楊貴妃吃的一些荔枝，是從四川運到陜西的，而非源自嶺南。

長于經商的山西

《廣志繹》提到，山西人習俗儉樸，“有上古之風”。百金之家，夏天也不舍得買個布帽遮太陽；千金之家，冬天不舍得買長衣御寒；萬金之家，飯菜簡單，生活樸素。這里的人還喜歡挖地窖，用以儲存食物、避暑和躲避戰亂，且地窖不止一個出口，最后發展成了地道，以至于有人不小心挖地窖挖到了他人屋下。

王士性還發現，山西商人之所以能把生意做大做強，關鍵在于有良好的運營生態，團體素質高。有人出了本錢，其他人就愿意贊助入股，且很少相互猜忌，頗講信用。

在這樣的良性生態下，貸方和借方身份經常相互轉換。因為相互信賴，資金周轉成本較低。商人致富了也不是一味把錢藏起來，而是經常給合伙人或工作人員分紅，大家一起致富。

作者：鄧濤 馬林瑩?分別為上海交通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北京師范大學歷史學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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