繼往開來(拼音：jì wǎng kāi lái)，漢語成語，意思是繼承前人的事業，開辟未來的道路，出自王守仁《傳習錄》等。

王陽明繼承了程顥和陸九淵的心學傳統，并在陸九淵的基礎上進一步批判了朱熹的理學?！秱髁曚洝分械乃枷朊黠@地表現了這些立場和觀點。

“心即理”本來是陸九淵的命題，王陽明認為“至善是心之本體”，“心即理也，此心無私欲之蔽，即是天理，不須外面添一分。”他這樣說是強調社會上的倫理規范之基礎在于人心之至善。從這個原則出發，他對《大學》的解釋與朱熹迥異。朱子認為《大學》之“格物致知”是要求學子通過認識外物最終明了人心之“全體大用”。王陽明認為“格物”之“格”是“去其心之不正，以全其本體之正”。“意之本體便是知，意之所在便是物”。“知”是人心本有的，不是認識了外物才有的。這個知是“良知”。他說：“所謂致知格物者，致吾心之良知于事事物物也。吾心之良知即所謂天理也。致吾心良知之天理于事事物物，則事事物物皆得其理矣。致吾心之良知者，致知也;

事事物物皆得其理者，格物也;是合心與理而為一者也。”在他看來，朱子的格物窮理說恰恰是析心與理為二的。由此可見，王陽明的“心即理”的命題主要是為其修養論服務的。致良知說是對陸九淵心即理思想的發展。王陽明的心即理的思想也有一般意義上的本體論的含義

朱子主張知先行后、行重知輕。王陽明提出的“知行合一”雖然繼續了朱子重行的傳統，但是批判了朱子割裂知行。王陽明主張知行合一乃是由心即理立基，批評朱子也是指出他根本上是析心與理為二。他說：“外心以求理，此知行之所以二也。求理于吾心，此圣門知行合一之教。”“知行合一”的含意是說知行是一件事的兩個方面。知是心之本體的良知;良知充塞流行、發而為客觀具體的行動或事物，就是行。由這個認識出發，如果知而不行那只是不知。知是行的主意，行是知的功夫。知行本是緊密相聯的，因此有知行合一之說。在當時社會上、在理學發展中的確有知而不行的情況存在。王陽明的知行合一對時弊有糾偏的意義。但是他強調知行合一說不是僅僅針對時弊提出的，它首先是要說明“知行之本體”。知行合一說強調道德意識本來就存在于人心中，這是道德的自覺性。它也強調道德的實踐性，認為道德方面的知不是關于對象的知識，而是道德的實現。知行合一也有一般認識論方面的意義，但它首先講的是道德修養，對于后者長期以來學術界一直沒有深入研究。

王陽明的“心即理”、“致良知”、“知行合一”都是要強調道德的自覺和主宰性。他說：“知是理之靈處，就其主宰處說便謂之心，就其稟賦處說便謂之性。”人心能夠知曉行為的善惡，也能自覺地去為善，這就是本心的“明覺”，這是對程顥思想的發展?！秱髁曚洝分袑θ诵牡?ldquo;虛靈明覺”有很多討論。

在《傳習錄》中，王陽明也討論了程顥提出的“仁者與天地萬物為一體”的境界。他指出，圣人有這個境界，因此他們看天下的人沒有內外遠近之分，均施之以仁愛之心。他進一步提出，天下之人的心和圣人之心是相同的，只因為有了私欲，所以反愛為仇。在王陽明看來，仁不僅是修養要達到的境界，也是人心之本體。王陽明對仁的解釋偏重在道德修養方面。程顥所談的仁和張載的“合內外之道”一樣，兼有知識論的意義。

《傳習錄》中記載了為王學繼承人爭論不休的“四句教”。

這四句話是：“無善無惡是心之體，有善有惡是意之動，知善知惡是良知，為善去惡是格物。”王陽明的本意是說，作為人心本體的至善是超經驗界的，它不是具體的善的行為。有所為而為的善是手段，無所為而為的善才是至善。人心的至善超越世間具體的善惡。具體的善行只是無善而至善之心的自然發用流行。王陽明說人心之無善惡是要人們不要去執著具體的善行而認識本心。王陽明的學生錢德洪說，王陽明這樣說是針對那些“先有乎善者”的。王陽明本人也說過：“仁人者，正其誼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一有謀計之心，則雖正誼明道，亦功利耳。”(《與黃誠甫》)四句教對人心本體的界說和理學開創人程顥的思想是一致的。程顥說：“圣人之常，以其情順萬物而無情。故君子之學，莫若廓然而大公，物來而順應。”王陽明說的無善無惡就是無心無情，沒有先入之見。有了這種心，見父自然知孝，見兄自然知悌。四句教顯然是針對才質高的人說的，一般的學生是摸不著頭腦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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