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應該怎樣“詩意地棲居”在大地上？個人生命若遭遇坎壈困頓，怎樣才能通過與現實世界拉開一定距離的方式，獲得片刻喘息，緩解釋放痛苦，重新審視現世，最終實現個體生命的超越？即使是在盛、中唐國力強盛，士人大多積極進取的盛世背景下，這種個體生命與現實世界激蕩碰撞所產生的痛苦，依然刺激者詩人在不斷左沖右突，尋找出路。即便是積極入世的李、杜，詩歌中也有大量“棄世”的詩句，“棄世之感”頗為突出，或能為我們回答這些問題提供一個反思觀照的視角。

李白自我意識突出，對“身”“世”關系的感慨尤多：首先，是“世棄身”，延續傳統模式，傾向個人被動地為世道所不容，最終走向被拋棄的命運。或以珍寶美玉“見棄”類比自身遭際，如“良寶終見棄，徒勞三獻君”（《古風》其三十六）“我如豐年玉，棄置秋田草”（《贈韋侍御黃裳二首》）；或以“棄婦”為喻表達棄而不回的倔強心性，如“覆水再收豈滿杯，棄妾已去難重回”（《白頭吟》）“古來有棄婦，棄婦有歸處”（《去婦詞》）；或把批判的矛頭直指當權者，如“奈何青云士，棄我如塵埃”（《古風》其三十五）“圣朝久棄青云士，他日誰憐張長公”（《單父東樓秋夜送族弟沈之秦》）；或慨嘆權勢斗爭殘酷，被棄乃逃不脫的宿命，如“當途何翕忽，失路長棄捐”（《古風》其四十六）；或表達被棄后的悲憤不平，如“河英岳秀，皆為棄物”（《夏日陪司馬武公與群賢宴姑熟亭序》）“空名束壯士，薄俗棄高賢”（《留別廣陵諸公》）等。其次，是“身棄世”，反轉傳統視角，詩人主動與俗世拉開距離，如“紅顏棄軒冕，白首臥松云”（《贈孟浩然》）夸贊好友孟浩然棄世獨立，不同流俗的高潔品性；“曠然小宇宙，棄世何悠哉”（《游泰山六首》）表達棄世脫俗后的悠然心境。最后，是“身世兩相棄”，融合前兩類，從單向被棄變為雙向互棄，是對“身”與“世”這一組關系的交互式書寫，如“君平既棄世，世亦棄君平”（《古風》其十三）“我本不棄世，世人自棄我”（《送蔡山人》）等。

杜詩則更偏重自身“被棄”，抒發抑郁不得志的悲哀，如“君不見才士汲引難，恐懼棄捐忍羈旅”（《白絲行》）“臣如忽至理，君豈棄此物”（《自京赴奉先縣詠懷五百字》）“天高無消息，棄我忽若遺”（《幽人》）“微物世競棄，義在誰肯征”（《棕拂子》）“君不見道邊廢棄池，君不見前者摧折桐”（《君不見，簡蘇徯》）“百年同棄物，萬國盡窮途”（《舟出江陵南浦，奉寄鄭少尹（審）》）等，甚至直白地道出：“我棄物也，四十無位。子不以官遇我，知我處順故也”（《秋述》），充滿了心酸無奈之感。更由此引申，兼論“人棄道”，抨擊社會道喪，親故交友涼薄易變，如“君不見管鮑貧時交，此道今人棄如土”（《貧交行》）“固知貧病人須棄，能使韋郎跡也疏”（《投簡梓州幕府，兼簡韋十郎官》）“縱飲久判人共棄，懶朝真與世相違”（《曲江對酒》）等。

“棄世”這一主題源自莊子，“夫欲免為形者，莫如棄世。棄世則無累，無累則正平，正平則與彼更生，更生則幾矣。事奚足棄而生奚足遺？棄事則形不勞，遺生則精不虧。夫形全精復，與天為一?！保ā肚f子·外篇·達生第十九》）莊子的“棄世”是單向度，強調的是身體形態要超脫于俗世之上，以求得內心安寧和精神自適，達到與天地為一、物我兩化的逍遙境界，即后人注莊所言：“棄世，謂不資于物以養”“善棄世者，知物之所自造，一出于天，各使歸其位而神自定，無物也，無己也，何足去而又惡所取也！則三者之窮自免矣?！保ā肚f子解》卷十九）到了魏晉，發展出了偏向宗教的“棄世學道”和偏重環境的“棄世獨居”二途，葛洪記錄了許多棄世學道的故事，曰：“人苦多事，又少能棄世，獨住山居穴處者，以順道教之，終不能行是非仁人之意也?！保ā渡裣蓚鳌肪硪唬┻@一階段的“棄世”更加偏重環境等外在形式，“心遠地自偏”的陶淵明雖然是外在形式和內在心靈兩相結合的完美典范，但其價值則晚至蘇軾才被逐漸建構起來。

此時更值得注意的是，嚴君平的形象在鮑照詩中首次成為了“身世兩相棄”的代表，“君平獨寂寞，身世兩相棄（注曰：言身棄世而不仕，世棄身而不任）”（《詠史》一首，《文選》卷二十一，胡刻本），深慕鮑照詩歌且欽慕嚴君平為人的李白寫下“君平既棄世，世亦棄君平”正源于此。相較于鮑照詩歌中的孤獨寂寞形象，李白筆下的嚴君平則充滿了文人骨氣，其“棄世”是對世運失望之舉。嚴君平在鮑照筆下是被觀察和感嘆的對象，李白卻借此摻入自我人生體悟，進一步生發出了“我本不棄世，世人自棄我”的感嘆，從被動接受徹底變為主動脫離，同時脫解了自身責任，明白地表露出“自我無辜”的傲世情懷。

從莊子“棄世則無累”到李、杜“身世兩相棄”，“棄世”的方式和意涵也發生了相應變化。首先，是從單向度的“身棄世”發展成了雙向度的“身世互棄”。莊子是超脫的，以逍遙物外為人生至高境界，李、杜則是世俗的，以實現功業志向為人生價值皈依。其次，個人價值的完成從虛無的精神層面轉向質實的人世功名，前者只要以較高的標準自我要求，注重個人內省和對心性完善的修養，即有很大可能實現，后者則更仰賴于社會環境和統治階層等外在因素，并非靠一己之力可完全左右。再次，莊子偏重逍遙無形，與物化一，李、杜則更偏重超越痛苦，放棄執念，其實是從“不做無為”到“為而不執”的過程。

那么，李、杜為何會以大量詩句書寫“棄世之感”？“棄世”的具體內涵如何？一是對個人人生坎壈遭際的牢騷之嘆和開解之辭。李、杜的才力和自我意識都遠超盛唐其他文人，李白源自對自身才華的高度自信，杜甫則來自對“奉儒守官”家世的自豪感、責任心和天性的博愛仁厚。當自我意識和價值認知與現實境遇產生巨大落差時，為求得內心世界和外在境遇的平衡，自然會以牢騷之嘆發泄憤懣之情。二是個人與家國關系的擬人化，“棄與被棄”是“辜負與被辜負”的關系，李白所表達的是我本不愿棄世，是“被辜負”后的無奈之舉。不論是主動的“棄世”還是被動的“世棄”，都是個人的進取意愿被外在環境辜負，價值無法實現的擬人化表述，責任在“世運（通常指在位者）”而非自身，故其詩中反復抒寫“自我無辜”之感，如“白璧竟何辜？青蠅遂成冤”（《書情題蔡舍人雄》）“而我竟何辜？遠身金殿旁”（《古風》其三十七）等。三是從被動“世棄”到主動“棄世”，思維視角發生了反轉，詩人主動與“世”拉開距離后，一種陌生的疏離感油然而生，從而引發對“身世關系”的重新思考，使內心重新獲得暫時的解脫與安頓，借此帶來生命不屈的張力。

學界已有專著《棄逐與回歸：上古棄逐文學的文化學考察》（武漢大學尚永亮教授著）詳論“棄子、逐臣、棄婦”三種典型“被棄者”的文學形象和文化內蘊；并以系列論文關注中唐以柳宗元、劉禹錫為代表的貶謫文人“被棄”后的“執著”與“超越”心態。這種心態不僅是個體生命在被外界壓迫折磨時自然產生的不屈反抗精神，更是一種對個體生命和世界關系的重新思考。而這種思考在李、杜從“單向被棄”向“雙向互棄”的轉變中即見萌芽和雛形。從鮑照、孟浩然，再到李、杜，繼承主流傳統“被棄者”形象的同時，反向度延伸出了一種類似“自我貶謫”的“主動棄世”，終至“身世互棄”的新模式。視角的切換和思維方式的轉變，不僅使李、杜暫時獲得了內心的解脫和安頓，更啟迪了中唐大量貶謫文人，使他們在逆境中獲得了超越現實，心靈自由的永恒力量。

作者：谷維佳 華南師范大學文學院博士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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