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2年1月1日起,家庭教育促進法正式實施,這是我國首次就家庭教育進行專門立法,為發展家庭教育指明了方向、提供了基本遵循。下面,筆者結合陜西省西安市未央區檢察院委托專業機構完成的122份涉罪未成年人社會調查報告及其反映出的家庭教育問題,提出幾點優化家庭教育指導的建議。

一、涉罪未成年人家庭教育存在的問題

【資料圖】

刑事訴訟法第279條規定了社會調查制度,即“在辦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中,不僅要查明案件事實,還要對未成年人的成長經歷、犯罪原因、監護教育等情況進行全面的調查”。2020年1月至2022年10月,未央區檢察院共審查逮捕未成年犯罪嫌疑人122人,全部委托專業機構開展了社會調查。調查顯示,88%的涉罪未成年人來自問題家庭,普遍存在家庭監護缺失或不當等問題,是未成年人走上違法犯罪道路的重要因素,其主要表現如下:

第一,涉罪未成年人父母的文化程度普遍不高。多數涉罪未成年人父母僅接受過初中甚至小學教育,導致其對子女的教育方式存在滯后性,只能提供基礎的物質保障和教育資源,長期不關注未成年人的情感需求,導致未成年人易產生心理問題、行為偏常或者過早輟學,甚至在他人的影響下走上違法犯罪道路。

第二,涉罪未成年人的家庭關系普遍不好。調查顯示,在上述涉罪未成年人家庭中,父母關系良好的僅占比7.8%,一般的占比47.4%,較差的占比26.3%;84%的涉罪未成年人與父親的聯結度低,55%的涉罪未成年人與母親的聯結度低;單親、離異、重組家庭占比達28.9%。家庭結構不完整或者家庭成員之間冷漠、仇視甚至暴力,容易導致未成年人產生錯誤、偏激的想法。

第三,涉罪未成年人的家庭教養方式普遍不當。調查顯示,在上述涉罪未成年人家庭中,有40%涉罪未成年人的家庭教養方式為放縱型,有37%涉罪未成年人的家庭教養方式為忽視型。放縱型教養方式使得未成年人缺乏規則感,一旦他們脫離家庭和學校約束,極易發生越軌行為。在忽視型教養方式下,未成年人缺乏家庭的精神支持和正面教育,自我控制能力差,容易與不良人員交往。

二、當前家庭教育指導工作情況

家庭教育促進法從家庭責任、國家支持、社會協同等方面分章論述,對未成年人監護人和社會對家庭教育應當承擔的責任進行了劃分和規定,但實踐中仍存在諸多問題與困難。

一是父母具體實施家庭教育的能力不足。一些父母從未或較少系統地、科學地接觸過家庭教育知識,家庭教育的主體意識不強、思想觀念落后,不能為未成年人健康成長提供情感支撐和科學引導。

二是國家支持指導家庭教育的力度不大。目前最新版的《全國家庭教育指導大綱》是全國婦聯聯合有關部委于2020年2月修訂的,并非“國字號”大綱,推廣力度有限,普及程度不高。省一級的家庭教育指導讀本,目前筆者了解到浙江省婦聯、教育廳、家庭教育學會編寫了《浙江省家庭教育指導讀本》,由山東省婦聯指導,臨沂市婦聯、人社局、關工委編寫了《山東省家庭教育指導實用手冊》,山東省教育科學研究院編寫了分學段《家長手冊》,其他大多數省份尚未開展此方面工作。目前,由浙江省婦聯牽頭打造的“浙江家庭教育”App運行效果良好。此外,個別地市也已建立相關平臺,但功能單一、資源匱乏。家庭教育促進法要求婚姻登記機構、收養登記機構、兒童福利機構等在開展具體工作中也要提供家庭教育指導,但實際上多數機構并不具備這樣的專業能力,指導容易流于形式。

三是社會協同開展家庭教育指導的質效不高。家庭教育促進法規定,居(村)委會、學校、嬰幼兒照護機構、醫療保健機構,以及圖書館等公共文化服務機構都有提供家庭教育指導服務的義務。實踐中,這些機構的服務質量、頻次和效果千差萬別,尤其是最近幾年家庭教育指導師及相關機構異軍突起,有的自稱為專家渾水摸魚,教育指導能力真假難辨。

四是法律強制落實家庭教育指導的基礎不牢。比如,未央區檢察院在辦理涉未成年人刑事案件中,會對社會調查報告反饋的存在監護缺位或不當的家庭制發《家庭教育指導令》,并委托專業機構進行指導。但由于近74%的涉罪未成年人來自外市甚至外省,其父母也多在外地,幾乎無法進行面對面指導,多數通過網絡或者電話遠程指導,很難進行跟蹤評價。而且,涉罪未成年人多數來自欠發達地區,當地往往沒有專業機構予以協助,家庭教育指導成效甚微,進而導致對涉罪未成年人的幫教矯治效果大打折扣。

三、優化家庭教育指導工作的基本路徑

一要加強頂層設計,提升投入產出比。要盡快出臺“國字號”家庭教育指導大綱,設定工作規范和評價標準,研發全國性網絡服務平臺,逐步構建起覆蓋全國、要素多元、立體多維的國家保障服務體系,實施一體化管理。在教育資源不均衡的情況下,應利用數字技術盡量實現家庭教育指導的均衡化,尤其是讓不發達地區的家長也有學習優質課程和接受優質指導的機會。

二要壓實地方責任,確保制度高效運轉。應由省級政府統一繪制適應本省實際的家庭教育指導“一攬子”作戰圖,讓全省各地政府有章可循、依章辦事,避免因地方重視不夠、能力不足讓制度空轉。如由政府牽頭,確保每個縣(區)有一所家庭教育指導機構,將各部門的家庭教育指導業務分流至專業機構集中開展,實現讓專業的人干專業的事。

三要提高行業門檻,實現精準高效指導。建議參考教師和學校準入機制,提高家庭教育指導師準入門檻,規范機構準入制度。地方政府應加強對家庭教育指導機構、人員、業務等方面的監管,建立全國范圍內的禁入“黑名單”制度,促進行業良性有序發展,告別“野蠻生長”。

四要落實主體責任,充分發揮家庭功能。政府應采取管理措施將“家庭是第一個課堂,父母是第一任老師”的要求落到實處,做到讓家長“持證上崗”。如建立家長積分制度,要求家長通過前述全國性網絡服務平臺完成相應課程獲取積分,嬰幼兒階段由社區或專門機構予以考核,學齡階段由學校予以考核,督促家長切實擔負起立德樹人的主體責任,促進未成年人健康成長。

(作者單位:陜西省西安市未央區人民檢察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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