來源:澎湃新聞網
全球城市不再是傳統招商引資的思維,不僅著眼GDP總量,更要看有多少GDP是上海在通過給別人提供產品和服務創造的,給人越多,上海越厲害。
“紐約的錢并不是只來自紐約人的儲蓄,也絕不是只給紐約人用,而是匯聚全球資本,再給全球用。巴黎的時尚也不只是巴黎自創自賞,而是匯聚天下時尚尖子并輻射、引領全球。上海就要走這么一條全球城市之路。”近日,北京大學國家發展研究院教授周其仁在接受澎湃新聞(www.thepaper.cn)專訪時談及上海“卓越的全球城市”定位時,對上海提出的建議。
當前,上海正加快推進國際經濟、金融、貿易、航運、科技創新“五個中心”和自貿試驗區建設,全力打響上海服務、上海制造、上海購物、上海文化四大品牌,邁向卓越的全球城市。5月13日,上海金融辦負責人透露,上海將進一步擴大金融業對外開放,爭取在擴大銀行、保險、證券對外開放等6方面先行先試。
作為上海市決策咨詢委員會委員,周其仁表示,城市影響力來自于輻射力,能給予別人的越多、越重要,影響力就越大。全球城市是在全球競爭中形成的,哪一家也不可能面面俱到。上海要充分發揮其獨到的全球港口優勢、金融中心優勢、以及科創優勢,揚長避短,在為長三角、長江經濟帶、全國乃至全球服務中奠定自己無可替代的地位。
周其仁談到他的一個觀察,下一波中國民營創業潮將由科技驅動。上海科創潛力巨大,遠遠沒有充分發揮,完全有機會在爭當卓越全球城市的路上蓄勢待發。
“上海這種大都會城市,目前要面對一項挑戰:國內國際有一批人才將來厲害,但他們現在沒多少錢,這批人才現在能到大上海來落得下腳嗎?這個問題不解決,上海積累的高校和研究院所優勢、以及良好教育累計的人才優勢,還有城市管理精細、生活品質吸引高端人才的優勢,就都難以發揮”,周其仁說。
“全球城市不再是傳統招商引資的思維,不僅著眼GDP總量,更要看有多少GDP是上海在通過給別人提供產品和服務創造的,給人越多,上海越厲害。”
澎湃新聞:
怎樣才算是全球城市?
周其仁:
我的理解,“全球城市”是在全球范圍集聚優質人才和資源,高密度有效集聚,然后提供具有全球影響力的輻射、引領和服務。城市的核心其實是輻射,也就是要給別人提供產品和服務。城市作為全球經濟網絡中的節點,終究由其貢獻的輻射能量來決定各自的相對重要性。
上海建設全球城市,集中要考慮的就要如何能對長三角、長江經濟帶、全國以至于亞太和全球貢獻哪些獨到的產品和服務。老上海為什么在全國影響力大?還不就是在那個時代能給全國提供其他城市難于匹敵的工業產品、技術管理人才、還有文化時尚。當別的城市還不能提供這些東西時,大上海就奠定了自己在全國的影響和地位。
但比較優勢是動態的。別的地方會學習、改進、趕超,總有一批批的產品和服務別人也有,甚至超過上海、領先上海,讓上海感受到競爭的壓力。最大的挑戰是上海能不能不斷形成新的輻射優勢,不斷拿出新的獨到的產品和服務?從全球城市看,像倫敦、紐約、東京等,都經歷過比較優勢變化、升級的過程。這件事情上,向前看很重要。覆水難收的傳統優勢失去就失去了,關鍵是長出新的沒有?過去紐約的制衣業也名冠天下,后來不行了就不行了,但人家金融業起來了,反正馬云那么厲害,上市融資還是要跑到華爾街去。一雞死、一雞鳴,所以紐約涼不了。
重要的是,不能再用一般的招商引資思維來充當全球城市的發展戰略,不是把別處的GDP招過來、搬過來,好像搬夠了數,自然就是全球城市。戰略著眼點是增強輻射能力,要給別人東西。搬人家現成的、甚至剩下的,再多也輻射不出去。建設中心城市和全球城市,牛鼻子是提高輻射能力,著眼于輻射來集聚,吸引、集聚為輻射。在市場里,真正厲害的商家是給人產品越多,他自己越強。
澎湃新聞:
那么目前來看,上海可以從哪些方面為別人提供服務而產生影響力呢?
周其仁:
全球化也導致全球城市的激烈競爭,誰也不可能面面俱到,樣樣都比別人強。上海要在競爭中定位,拿出別人拿不出或很難拿出來的東西,與長三角兄弟城市、全國其他城市做好分工,別人做得比自己好的事讓別人做,聚精會神做其他城市做不了或難做好的事。
目前來看,上海的全球港口優勢、科創人才優勢、金融優勢以及比較精細的城市管理所帶來高品質宜居優勢,具有相當的獨到性。
首先是全球港口優勢。從某種程度上講,上海被發現就是一個全球貿易視野的結果。我們傳統文明重農,魚米之鄉才是好地方。但從全球貿易的角度看,位置和港口才更具戰略意義。因為上海不僅是中國海岸線的中點,還擁有長江流域廣大的腹地和良港口。如果全球貿易發展起來,港口是貿易網絡的節點,港口帶起臨港產業,能源、原材料的輸出輸入支撐制造業,貿易和制造又呼喚各種生產性服務、商事服務、特別是金融服務,于是形成的就不是單一中心,而是復合的、綜合的中心城市。其實,現有全球城市倫敦、紐約、東京都是這么起來的,其中,全球級港口很基本。以當下海運形勢看,洋山港可以??繑y帶2萬個20英尺標箱以上的巨輪,上海的全球級港口地位很難被撼動。下一步重點是體制和服務能不能配套,“自由港”說到底是個港,可不能說說就算了。
當然上海港的優勢已不再絕對。隨著更多特區和我國經濟走向全方位開放,鐵路樞紐、航空港的相對重要性上升,涌現出很多后起之秀,山東、江蘇、特別是珠三角形成了新興制造業中心。上海的人工、土地成本比較高,固然不利于競爭,但考慮到人力資本、配套能力等因素,上海制造特別是復雜制造,依然有強大競爭力。
談到人力資本,上海自近代以來集聚的人文優勢,不可小看?,F在有議論說上海人創業熱情不高,沒有冒出多少天下知名的大企業。但同時全球和全國很多大公司,又愿意來上海,這是為什么?我想這是不是涉及上海人力資本的一個重要特點,那就是上海有非常多優秀的“組織人”和“公司人”,他們倒不擅長登高一呼當老板,但擅長在一個大組織、大機構、大公司里能好好工作,與各方協同,履行復雜的契約。我們要明白,經濟增長固然需要不斷冒出新公司,更離不開冒出來的小公司成長為大公司。一律小老板,公司還沒大就裂變,怕是不行的。
其實更根本之處,是上海這個地方比較重契約精神。上海發展金融中心主要不靠地理位置,而是靠看重契約的社會氛圍。金融靠信用安身立命,利益要算賬,說話要算話,立約要履行,發生問題找律師,而不是“找大哥”,契約才能連接復雜的合作。比較把契約當回事,是金融的根基,也是全部復雜交易的基礎。
“下一波民營企業很大程度是科創型。上海一定要抓住這波浪潮。”
澎湃新聞:
正如你所說,最近有議論說上海不具備創業公司所需要的環境,錯失互聯網發展機遇,你怎么看這個問題?
周其仁:
什么機會都落不下,也不容易吧,否則還不早就成為卓越的全球城市啦?其實一個城市的長處短處,常??康煤芫o。剛才講老上海是近代全球貿易背景的產物,在開放、商業、制造、金融、文化等方面辟出一條都市崛起之路。正因為上海是全國財經重心所在,所以進入國家工業化以后,也一直是計劃經濟的重鎮,對上海管得非常嚴。這和浙江、福建、廣東包括后來的深圳完全不可同日而語。上海多少年非嚴守財經紀律不可,難冒出市場經濟天下的英雄豪杰,這兩件事情有一定的關聯。
改革開放至今,上海的央企和地方國企強、外企也強,但本土民企弱,有一個歷史邏輯在起作用。前些年,總部經濟有點補救,就是吸引外地民企到上海進一步發展。問題是別的地方也不會眼看孔雀飛上海,大家改善投資和營商環境,你拉他留,孰重孰輕不是單邊發力。從長期看,上海還是要把培育本地民企成長,放在更突出位置。
澎湃新聞:
那你怎么看上海民營經濟未來的發展呢?
周其仁:
民企板塊弱,不是小事情。但來日可追,因為時勢造英雄,中國到了催生新一代民企的時代節點,下一步有機會大發展的民企,更多靠科學知識,更多靠“運用新的科學原理來解決實際問題”??苿撔兔衿笠欢ㄒI下一波民企潮。
科創企業“科”字當頭。上海高校和科研院所、基礎科研成果和高級知識分子,無論數量還是質量都在全國領先,加之城市綜合生活品質比較高,對全國、全球優秀人才的吸引力也別具優勢。這方面的優勢上海還遠遠沒有充分發揮。
一個關節點是轉化,龐大的國家科學研究投入,如何轉化為技術、產品和市場優勢,反過來再支持基礎科學研究?我們去硅谷、波士頓、奧斯汀或特拉維夫看,大量科創企業與大學、研究院、實驗室里的純科學高頻互動,越來越打成一片,在空間上差不多新創科技公司大量圍著高校、研究院和實驗室而建,說明科學研究、技術開放、產品與市場開發高度融合,來往非常密切,以至于在空間上根本不可能相隔太遠。
更實質的挑戰是科研成果向產業轉化。我們大部分高??蒲袡C關都是國有的,如何釋放科研成果轉化的巨大潛力,涉及產權界定和體制成本。教授科學家搞發明,多少是國家的,多少是個人的或團隊的,要有一條清楚界定的線。
美國1980年代拜杜法案就明確了,利用公共資源形成的科研成果的所有權屬于大學,再由大學向社會轉讓專利使用權,轉讓價格公開競爭形成,沒有聯邦資產流失問題。教授開發團隊和其他新設科創小公司,都可以參加使用權競標,獲得后再開發。
中國也參考了拜杜法案,目前已經承認在國有單位工作的教授科學家,即便對職務發明,也擁有合法的權益占比。雖然不少地方把這個權益占比定得還比較高,但表達了鼓勵創新成果轉化的政策傾向。不過我們也觀察到,國有機構科研成果轉向市場,整體定價程序還是手續繁雜,關鍵是我們的大學還行使不了國有科研成果的所有權,你讓他行使,他要問這個部那個部,問來問去誰也不肯為國有資產流失擔責。在整個專利市場作價困難重重的情況下,僅提高研發團隊的權益占比,還是解決不了問題,因為整個專利無價,研發者權益占比再高,實際意義也不大。
澎湃新聞:
那你認為下一波民營企業將誕生在哪個行業領域?
周其仁:
不知道。你這聽起來還是追趕思維,看人家有什么新進展,趕快規劃、布局。當然落后就應該趕超,否則越來越遠,永遠落后。但趕超思維也有代價,就是老在追確定性目標,忽略了創新的本質是直面不確定。以色列1948年建國,基礎和環境比我們還差,但人家手里有不少原創,這與他們不滿足于盯著確定目標追趕有關。我們這里至少兩手都要硬,一手趕超已有的先進科技,一手直面不確定未來,鼓勵發現新原理、原創新技術。否則,就算趕超很成功,人家還有“下一個”,那中國就永遠在趕超路上。
“要讓那些將來很厲害的人,現在能在上海落得下腳。”
澎湃新聞:
上海如果想發揮出你所講的科創優勢,面臨哪些問題呢?
周其仁:
目前還是工業產業園的路數,遠離高校、研究院所和實驗室。高校周圍的產業群還有待形成,一個可能是搬出老上海的大學、研究所要舍得多拿出一些空間來辦科創企業,包括師生團隊和外來的大學專利使用團隊。還有就是老大學集中區,為科創產業使用的空間還要見縫插針,多多益善。
更大的問題是現有的商品房模式,是把多少年形成的高儲蓄轉化成房子,買的時候要一次性付清這個物業未來幾十年的收益。買下來之后,才有資格享受資產升值。這個模式對城市建設有貢獻,因為適合很大一部分居民家庭的情況。新問題是年輕人,特別是家庭不在本市的外來新秀,他們將來會很厲害,但現在靠他們自己的當期收入和信貸,還難以在上海落腳?,F在落不了腳,以后的故事就都沒了。這里并不是要討論房地產政策,而是從上海要發揮科創優勢,涉及到一個相關難題。
深圳現在抓青年人才公寓,我覺得抓到點子上。我到現場去看過,做法就是把一批城中村的原住民房產改建成青年人才公寓,只租賃不出售,價格合理,居住條件也像樣,付租金就落腳,包括年輕小家庭。讓這些還在奮斗的年輕人一下子付未來70年土地收益,那還不是為淵驅魚!
這樣看,上海的后發優勢還在后頭。如果能讓很多未來厲害的年輕人進得來、落得下腳,又能激發上海大學科研機構的存量優勢,那就構成上海的科創優勢,可能完全不亞于上海的航運中心和金融中心優勢。在這個基礎上一定會產生一大批科創型民企,顯著改善上海企業所有權的結構。(作者:韓聲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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