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年李白求官不得之際，寫下“金樽清酒斗十千，玉盤珍羞直萬錢”的詩句，表現出自己的彷徨與迷茫。但如果我們進一步追問，會發現很多有意思的問題，比如李白享用的“大餐”到底值多少錢？他用什么結賬？他想謀求的官職是什么？為什么求官不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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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些問題的答案，盡可從賴瑞和教授的《品味唐朝：唐人的文化、經濟和官場生活》中，得到解答。本書關注唐代經濟、官職、文化問題，總能在歷史記載的“縫隙”之中，發掘重要而有趣味的議題。

對于唐代官制，賴瑞和有長期深入的研究。唐代有九品三十階的文官體系，不過，判斷一個官職的優劣，并不能僅憑品級。

首先，官職種類繁多，其中具有實職的官員分兩類，一類是正規職事官，有官品，有定額，是吏部通過考察選舉，加以委任；另一類是“使職”，無官品也無定額，由掌權者根據任務來授權。通常，前者被稱為“官”，后者被稱為“職”。

比如根據元和四年（809年）武侯祠唐碑，兩次拜相的武元衡，當時的官職可拆解為：成都尹，屬職事官，決定其在官員體系中的序列；劍南西川節度副大使、管內支度等，屬使職，可簡要理解真正負責的工作；吏部尚書等檢校職，作為給藩鎮及其幕僚嘉獎的虛銜，此外還有銀青光祿大夫的文散官，臨淮郡開國公的爵號等。

第二，職事官又有所謂清濁之分。清流包括清官、清望官、望秩的清資類官職，任職者主要以士人為主，由科舉或舉薦入仕，其官職有120余種，占全部官職的三成。這些官職是讀書人心目中的好官美職，也象征著自己的“根正苗紅”。比如位列九品的“校書郎”，雖品級低下，但因是清流美職，便成為“文士起家之良選”，著名詩人王昌齡、劉禹錫、白居易、杜牧等，都曾任此職。清流之外，流外等各類出身乃至有一技之長的人，會被征辟為官，此類官職占七成，這類官職并非讀書人所追求。

唐代士人對自己做官幾任十分敏感，一般做到十五至二十任，是相當不錯的水準；而一生當官三到五任者比比皆是。然而，清流之外的官職，往往是終身任職，長期連任。因此，唐代士人為官，斷續或遷職的現象，十分常見。非清官而達成的穩定，也不是讀書人的追求。

第三，唐宋雖有“內重于外”之說，但應對朝堂和地方上所任職位，進行細究，方能辨別好壞。比如唐代的州等級，可分為府、輔、雄、望、緊、上、中、下；縣等級可分為赤、次赤、畿、次畿、望、緊、上、中、中下、下。本書分析的詩人韋應物，一生做官十三任，基本全是上等州縣的好官。他寫作“野渡無人舟自橫”的滁州，便是較為富裕的上州，韋應物作為刺史，月俸八萬文，還可以住在“官舍”，即州縣衙署為官員營造的居所，亦有奴仆為其打理飲食起居。

簡要理解唐代官職后，方可理解李白的仕途。開元二十六年（738年），唐玄宗設置并區分翰林學士與翰林待詔?！昂擦謱W士”保持清流之官的面目，由士人科舉入仕擔任；而“翰林待詔”則是因一技之長而被征召，這些技藝包括琴、棋、書、畫、醫、僧、道等，以士人視角，皆屬“伎術”。李白一生只擔任過“翰林供奉”一職，最早屬于“待詔”中文學方向的細化名目。

待詔之職類似于內臣，比如領導“永貞革新”的王叔文，就是順宗的棋待詔，因為關系親密，備受信任，后升為翰林學士、戶部侍郎。然而在士人眼中，王叔文不過是依靠皇帝寵愛而大權獨攬的人，韓愈更直接地說其“竊國柄”。足見官職之分在士大夫心中的重要性。

本書還談到唐代經濟。實際上，唐代的“錢”更多是估價單位，而不是付款媒介，其標價功能遠大于支付功能。唐代始終有“銅錢荒”，據估算，真正流通的銅錢，僅占貨幣供應的10%，遠不及紡織品和谷物。

在很長一段時間中，唐代都有“除陌錢”概念。所謂“除陌法”就是因為流通銅錢不足，扣除若干百分比之后，銅錢實體低于其交易價值的現象。比如，商人賣給你價值100文的貨物，你只需要交付70文銅錢，當然如果拿布帛結算，便另當別論。當時從官府到民間，都認可這種“除陌錢”交易，于是形成信用共識。

唐代貨幣實則有三類，分別是銅錢、布帛、谷物，三者之間可以通算通兌，而單位就是“錢”。以“錢”估價最有精準，因其為十進制，1000文是一貫，同時也能切割為很小的單位，比如3文、半文。賴瑞和以交河郡胡商舉例，當地豆盧軍向客商買糧食，共買1086斗，最終以60匹生絹結算，完成交易。本次交易不見錢，可兩次換算都用到錢的估價作用——先以“文”評估粟價，算出總量，再以“文”評估布價，確定支付額。這里不用米粟布帛直接換算，是為了交易公平，避免某種貨幣的價格起落，造成某方損失。

三類貨幣共用，以“錢”作為估價的方式，對古代社會經濟具有不可替代的意義。比如，方才事例中的胡商，如果全部以銅錢結算，共22806文，重達96千克，而同價值的絲絹只需27千克，相差超3倍，絲絹顯然更適合長途貿易。此外，唐朝在早期實行租庸調制度時，也以布帛和谷物為估算單位，類似于“錢”的作用，農民在交稅時能以任一實物上繳。對于西北邊軍，朝廷發放的俸祿也非銅錢，而是內地所交的絲織品，這樣便于運輸。

顯然，三種貨幣所建構的體系，彌補了貴金屬不足造成的貨幣難題，解決了商業、金融、稅收的障礙，使經濟能夠相對平穩運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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