展覽：國子文脈——歷代進士文化藝術聯展

展期：2023年1月16日-4月2日

【資料圖】

地點：故宮博物院

進士，是中國古代科舉考試最高一級的功名。考取進士是天下所有渴望為國貢獻才華的讀書人的奮斗目標。進士科自隋代始立，后演化成唯一的科目，歷經千余年，為國家選拔人才、任用官員提供了相對公平的競爭平臺。古代的學子勤勉苦學、逐級應試，最終登科及第、大展宏圖。此番遭際，不僅改變了個人命運，甚至影響著一個時代的政治、經濟、文化乃至國家的走向。

“國子文脈”展選取了故宮博物院、北京市文物交流中心、孔廟和國子監博物館自唐代至清代與進士群體相關文物170余件，以“進士之路”“博學鴻儒”“藝苑群英”三個單元展示歷代進士在文化和藝術領域所取得的成就。其中包括宋明理學的代表人物朱熹和王守仁、主持編纂《永樂大典》的解縉、北宋道德楷模和文學大家范仲淹、清代史學家趙翼，以及杜牧、蔡襄、黃庭堅、馬和之、陸游、王世貞、董其昌等。

獨特展品

古代科舉制度是通過考試選拔官吏的一整套制度與方法。因采用分科取士的辦法，故稱科舉。它具有三大特點：一分科考試，取士權歸于中央；二允許自由報考；三主要以成績定取舍，分名次?？婆e制從隋朝大業元年（605）開始實行，到清朝光緒三十一年（1905）下旨廢止進士考試為止，歷時1300年。本展最后一件展品是中國歷史上最后一名狀元（清光緒三十年）劉春霖的一副對聯“水浮花出人間去，山近云從席上生”，出自北宋歐陽修的詩句。漫漫考場路，莘莘學子心，1300年的風塵深深地印刻在每一代讀書人的心中，印刻在民間與朝堂之上，形成了獨特的科舉文化。

展廳中一方清代的青田石章，鐫刻了“讀書樂”三字。宋人有“讀書樂”勸學詩，古人發奮讀書以便參與科舉考試。南宋朱熹訓導弟子們讀書要熟讀精思、循序漸進，將圣賢言語身體力行，提出了系統的讀書方法論，在科舉時代產生深遠的影響。本展有朱熹行書《周易系辭本義手稿卷》，是朱子對《周易》的詳細注解，明代以后被列為官方教材。另一方石質印章，印首透雕梅花喜鵲，朱文“人生惟有讀書好”，表達了古人認為春夏秋冬無時不宜讀書的心態。

中國民間將魁星視為掌管科舉考試之神，古代讀書子弟在考試前恭拜魁星，以期求得高中。展廳中有多件文物出現了魁星的形象。如青玉圓雕魁星，面部作嚴肅狀，一足后翹，一足站立于水中鰲魚頭頂，右手握筆，左手持銀錠，周身飄帶上還雕飾一量斗，包含了魁星點斗、獨占鰲頭的美好寓意。另一件青花釉里紅魁星圖瓶，外壁青花釉里紅裝飾魁星點斗圖，一鰲自海水中探頭，魁星單足立于鰲頭，作奔跑狀，回首遠眺，高舉右手執筆，左手持一銀錠。

還有“五子登科”人物多寶紋銅鏡，以鏡鈕為中心，四周環列有仙鶴、臥牛等瑞獸紋，有手持琴、笙等樂器的人物紋，有寶瓶、香爐、方勝、花卷、蓮花等多寶紋，其中間隔分布有四個凸棱方格，每個方格內各鑄有一字銘，旋讀合為“五子登科”。據《宋史·竇儀傳》記載：五代后周時期燕山府有個叫竇禹鈞的人，五個兒子都品學兼優，先后登科及第，傳為佳話，“五子登科”也成為民間諺語。連《三字經》中都提到“竇燕山，有義方，教五子，名俱揚”。逢年過節，家家戶戶喜貼“五子登科”門神。展廳中有一幅大大的年畫，表達了老百姓希冀多子多福、子嗣登科致仕、光宗耀祖的愿望。

更為雅致的是清代的三甲傳臚插屏，插屏楠木邊座，屏框起陽線，線間浮雕燈籠錦，屏心一角篆書題簽為：天開黃甲。紫石屏心浮雕蘆葦、螃蟹，取其諧音，意為“三甲傳臚”。上傳語告下稱為“臚”?！皞髋F”即唱名之意，指殿試之后由皇帝宣布登第進士名次的典禮，也指清朝科舉考試中對二甲第一名的稱謂?！敖鸬顐髋F”成為每一個讀書人心中的美好向往。

得意與落寞

金榜得中的影響力是巨大的，宋人洪邁在《容齋隨筆》中有詩云：“久旱逢甘霖，他鄉遇故知；洞房花燭夜，金榜題名時?！边@四大人生欣喜之事，“金榜題名時”即為科舉得中。連以孤傲狂狷而聞名于世的明代徐渭都曾畫過《黃甲圖》。這件作品是他的大寫意花鳥代表作，圖中繪一只肥碩的螃蟹緩慢移動于兩片荷葉之下。徐渭畫蟹，以其有甲而比喻進士甲科。此圖筆墨靈活多變，看似寥寥，實則多種筆墨技法兼備，稀疏的荷葉，爬行的螃蟹皆生動表現，畫面構圖點、線、面結合，簡潔且富有節奏感。右上角題詩一首，心跡表露無遺：兀然有物氣豪粗，莫問年來銖有無。養就孤標人不識，時來黃甲獨傳臚。徐渭一生連應八次鄉試均未得中，只好以幕僚的身份參與政務，落得一世的寂寥。他在最為有名的《墨葡萄圖》中題寫了那首膾炙人口的詩詞：“半生落魄已成翁，獨立書齋嘯晚風。筆底明珠無處賣，閑拋閑擲野藤中?！?/p>

有徐渭這樣的落寞考生，更有考場中的春風得意者。展廳中有一幅錢棨的行書五言聯：欲就廬山遠，真為玉局游。錢棨是江蘇蘇州人，乾隆辛丑科狀元，是清朝開國以來的第一個“三元”，即經鄉試、會試、殿試均為第一名，蘇州的“三元坊”即因他而來。據記載，歷史上自唐至清，連中三元者共有17人。所謂“六元及第”，指一名考生參加鄉試前先要通過縣試、府試和院試，第一名通稱“案首”，后面的鄉試、會試、殿試的第一名稱號分別為“會元”“解元”和“狀元”。1300年的科舉史上，“六元及第”者只有明朝的黃觀和清朝的錢棨兩人。

是進士，也是名臣

然而，千百年來，中國人心中牢記住的并非歷朝歷代的狀元，而是那些為官一方造福百姓的人。他們飽讀詩書，才華橫溢，更有才情兼備者，在文學、書法、繪畫、鑒藏等領域造詣深厚，但始終未忘民憂，為天下蒼生鞠躬盡瘁。

北宋名臣范仲淹是宋大中祥符八年（1015）進士。政績卓著，文學成就斐然，卒贈兵部尚書，謚“文正”。展覽中一卷《道服贊》是范仲淹為“平海書記許兄”所寫。自北宋立國之始，崇信道教便成為每一位皇帝的傳統，道教和道士在朝堂上地位顯赫。宋徽宗在位期間，把道教推至無以復加的程度，他甚至自號“教主道君皇帝”，上行下效，官員文人也多受影響，喜與道士交往，蔚然成風。范仲淹這位姓許的同事，剛剛置辦了道服，范仲淹聞訊，寫下贊語，并借此表達了廉潔自守的心跡?！暗兰艺吡?，衣裳楚楚。君子服之，逍遙是與?！彼f道家的人所穿的服飾真是帥極了，即便不學道的君子，一旦穿上道服，也會和道士一樣飄逸瀟灑。這樣的服飾不但令外表整潔，而且能夠身心清凈，與道相契（“清其意而潔其身”）。道士之所以選擇這樣儉樸的服飾，因為他們敬畏經典，遵從古代先賢的教導，對于名望、權力和富貴，他們視之如洪水猛獸，極力避免驕奢淫逸的生活，唯恐給人帶來災禍。這件書法屬于范仲淹晚年佳作，行筆清勁瘦硬，結字方正端謹，風骨峭拔。時人有譽“文醇筆勁，既美且箴”?！兜婪潯方浰畏妒狭x莊，清安岐，清內府遞藏，后入民國大收藏家張伯駒之手，1956年由張氏夫婦捐予故宮博物院。

是進士，也是詩詞名家

唐朝的詩人群星璀璨，可是留傳親筆手跡至今者，寥若晨星。晚唐詩人杜牧所書行書《張好好詩卷》為其存世唯一真跡，此番展出，引得書法及詩詞愛好者紛紛前來一睹真容。杜牧是京兆萬年（今陜西西安）人，唐大和三年（829）進士，與李商隱并稱“小李杜”。詩中的張好好來自南昌，十三歲時“始以善歌舞來樂籍中”，得到杜牧的上司沈傳師寵遇，后被其弟沈述師納為妾。因沈述師一年后病逝，張好好流落市井，賣酒為生。27歲的杜牧作為沈府的幕僚，曾目睹張好好的芳華，感嘆不已。6年后，他“于洛陽東城重睹好好，感舊傷懷”，作此詩。全詩書法風流俊逸，用筆勁健曉暢。全卷基本保留宋宣和內府裝潢式樣，后流入民間，乾隆年間入藏內廷。清末，《張好好詩卷》被遜帝溥儀攜出宮外，于東北散佚后由張伯駒重金購得。1956年，張伯駒將其捐贈故宮博物院。

北宋黃庭堅于宋治平四年（1067）考中進士。他與張耒、晁補之、秦觀俱學于蘇軾門下，世稱“蘇門四學士”。黃庭堅善為文章，長于寫詩，為“江西詩派”的開山之祖。同時，他又擅長書法，與蘇軾、米芾、蔡襄合稱“宋四家”。此次展出的《杜甫寄賀蘭铦詩頁》是一首贈別詩，杜甫于廣德二年（764）冬未所作，送與好友賀蘭铦。前四句表達了詩人在戰亂后與友重逢的喜悅，后四句充滿了惜別之情，生逢亂世，短暫的相遇，又將各奔東西。雖然只是短短八行，卻是黃庭堅的草書佳作。其草書自唐代懷素而來，凝練圓勁，又兼有“草圣”張旭的氣勢，筆勢連綿，如龍蛇飛舞。他自己曾說：“得張長史、僧懷素、高閑墨跡，乃窺筆法之妙?！闭f明黃庭堅對草書筆法的深刻認識和研習脈絡。在唐人基礎上，黃庭堅開拓出自己的風格，他特別擅長運用長線條抒發情緒，但又并非總是一路飛揚，大開大合。此帖中的字寫起來富有節制，線條顯得敦厚沉著。比如第二行的“乾坤”兩字和下面的“震蕩中”三字，聯結新奇，用筆持重，結尾“寄賀蘭铦”四字落款寫作行楷書，矯拔精健，與前草書詩文的飛動氣勢相映生輝。黃庭堅學詩以杜甫為宗，注重用字，重視句法，講究章法，強調法度的嚴謹，說理的細密，代表了宋詩的特點，深受蘇軾的推崇，認為他的詩是“瑰偉之文，妙絕當世；孝友之行，追配古人”。

是進士，也是書畫巨擘

明晚期官員董其昌是上海松江人，明萬歷十七年（1589）進士。雖曾身居朝廷高位，卻沒有留下多少政績，倒是在公務之余，將自己歷練成為一代書畫大家，與顏真卿、韓愈、范仲淹、歐陽修、蘇軾、黃庭堅相比，似乎有些尷尬。本展有董其昌兩件作品，甚為精彩。《仿黃公望山水卷》是他晚年仿元代大畫家黃公望的山水佳作。山石以披麻皴干筆繪出，以濃破淡，濕破干點出中遠樹叢、苔點，近處樹葉則用點葉法描繪。全卷摻以豐富的墨法變化，已與黃公望多以渴筆表現山石的風格拉開了距離。董其昌以仿為名，實在以己意改造前人經典，呈現自家面貌。在書畫理論方面，他主張“南北宗”，對晚明以后的畫壇影響深遠。

不僅如此，董其昌的書風對晚明及清初書壇也有著極大影響，康熙帝、雍正帝均臨其書體。此次展覽展出的董其昌行書《岳陽樓記卷》寫于萬歷三十七年（1609），時年55歲。整件作品為絹本，長達14.99米，僅次于上海博物館收藏的大字行書《天馬賦》卷（18.31米）。此卷書北宋范仲淹的名作《岳陽樓記》，是董其昌在補福州副使前賦閑在家里所寫。縱覽全卷，字大如拳，流暢勁健，通篇數百字一氣呵成，為董氏行書中精妙之品。

在書法史上被譽為“晚明五家”的作品也有三位的書跡出現在東雁翅樓展廳中。王鐸、倪元璐、黃道周與溥山、張瑞圖一道，打破了以自東晉“二王”以來所確立的古典書風，為書法注入了現代的新意。倪元璐的書法發軔于唐朝大書法家顏真卿，將其雄闊豪邁的書體發展成為自己的風格，他的行草書用筆蒼古勁爽，結字跌宕奇逸，以氣骨見長。草書《舞鶴賦卷》書寫了南朝文學家鮑照《舞鶴賦》全文，用筆蒼古深厚，布局寬疏，盤曲郁結之中，見凜然氣骨，是倪元璐的代表作之一。

泱泱中華，人才輩出。在我國悠久的歷史長河中，一大批杰出人物通過科舉取士制度獲得了施展抱負的機會，他們著力踐行“修齊治平”的人生志業，在哲學、經學、史學、文學、藝術等領域取得了非凡的成就。這些都成為中華民族的珍貴遺產，是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這些讀書人植根于中華大地，奮發自強，令中華優秀傳統文化枝繁葉茂，常綠常青；也讓作為觀眾的我們，觀文魁之翰墨華章，念鴻儒之學問德操，見賢思齊，心有戚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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