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誰讓“希孟”有了“王”姓？

《千里江山圖》是北宋王希孟創作的絹本設色畫，現收藏于北京故宮博物院，為中國十大傳世名畫之一。北宋宰相蔡京在題記里確定《千里江山圖》卷系“禁中文書庫”里的“希孟”之作，宋代《百家姓》里沒有“?！毙眨髡咭欢ㄊ怯行帐系?。五百多年后，清初梁清標、顧復、王濟之、宋犖等異口同聲地稱之為“王希孟”，那么，希孟的姓氏是從哪里來的？宋犖記述王希孟“未幾死，年二十余”的依據又在哪里？有關他患疾與死亡的信息又在哪里？

(相關資料圖)

只表揚而不提拔，絕不是徽宗歷來的做派

蔡京題記是宋代唯一與王希孟有關的文字信息。他在題記里記錄了徽宗對王希孟的高度贊賞，其實隱藏著王希孟沉疴在身的信息。后者是題跋通常不便于直敘的隱情。徽宗對王希孟《千》卷的評價為“上嘉之”，“謂：天下士在作之而已”。他在后一句里用典有二：一是“天下士”，一是“作之”。

“天下士”典出《史記》，魏國將軍新垣衍“始以先生為庸人，吾乃今日知先生為天下士也”。此“先生”系齊國賢士魯仲連，他為了消除國家之間的戰爭陰霾，多次以辯才成功說和了欲戰雙方且不索取任何職位，所以“天下士”后特指才德非凡、舍生取義的賢良國士。

“作之”也是從魯仲連生發出來的典故，典出孔鮒《孔叢子》，魏安厘王問天下之高士，子順曰：“世無其人也；抑可以為次，其魯仲連乎！”王曰：“魯仲連強作之者，非體自然也。”子順曰：“人皆作之。作之不止，乃成君子；作之不變，習與體成；習與體成，則自然也。”這里的“作之”，指的是魯仲連為國家所做的大事、正事。而徽宗語“天下士在作之而已”，即王希孟的“作之”也就到此為止了。在徽宗看來，創作《千》卷可謂當下的大事、正事，或許徽宗此言正暗示了王希孟大功告成卻沉疴難愈，慨嘆其“作之而已”。

徽宗把王希孟稱作“天下士”，這是他對當朝畫家絕無僅有的贊譽。這里首先透露出王希孟的家世，他出生于“士”家，即祖、父輩系讀書人且有一定的地位，徽宗評價他“其性可教”，這是由士家子弟的文化修養和見識所決定的，正因如此，希孟才得到了徽宗的器重——“遂誨諭之，親授其法”，否則，徽宗是不會如此青睞一個雜流子弟的。

按照徽宗的行事方式，會當即賜予這位“天下士”一個翰林圖畫院的職位，這也正是在“禁中文書庫”干雜差的王希孟拼命完成《千》卷的期盼所在。但是徽宗僅是給他一頂高冠，用無須以職位作酬的“天下士”來稱呼他（如賜予職位，蔡京一定會作為結果寫在題記里）。王希孟得到的僅僅是“嘉之”，是一些物質上的獎勵和“天下士”的美稱，他的名字依舊躺在“禁中文書庫”的名冊里。而這樣對待少年新進，絕不是徽宗歷來的做派。

有幾個事例可以說明徽宗是以地位和官職賞賜年輕畫家的：鄧椿《畫繼》卷一○記載，徽宗察看龍德宮剛完工的壁畫，他對畫院待詔們的畫藝無一認可，“獨顧壸中殿前柱廊拱眼斜枝月季花，問畫者為誰？實少年新進。上喜，賜緋，褒錫甚寵，皆莫測其故”。該少年可以享受四五品官的一些待遇。王道亨曾與王希孟一樣，也是畫學生徒，他畫唐詩“蝴蝶夢中家萬里，子規枝上月三更”能“曲盡一聯之景”，連繪兩圖皆稱旨，“遂中魁選。明日進呈，徽宗奇之，擢為畫學錄”。畫學錄為管理畫學日常事務的吏員。

據北宋慕容彥逢《摛文堂集》卷五記載，做畫學錄的張晞顏曾依照御批進呈《花果三十品》，筆法頗有可取，賜官將仕郎（從九品）。而王希孟歷時近半年繪成近十二米的長卷，難道還敵不過畫“斜枝月季”的少年和“曲盡一聯之景”的同窗，以及畫《花果三十品》的吏員？這不是因為王希孟有什么過失，也不是蔡京沒有促成，更不是徽宗的疏忽，此中緣由，需要結合宋代職官制度才能進一步知曉。

歷代職官制度中，朝廷對罹患重病的中榜進士和候任官員均不賜予職位。馬端臨《文獻通考》載：唐代許渾“大和六年（832）進士，為當涂、太平二令，以病免，起潤州司馬”。就北宋而言，這一規則尤為嚴苛，此類事例不勝枚舉。

所謂“老病”特指不治之重癥，其中也包括身體殘疾，北宋對此類人士入朝的限制是相當嚴苛的。其一是害怕傳染性疾病在朝中蔓延，其二是顧及官員的形象，其三是考慮任職者的效率。從蔡京的跋文來看，王希孟的畫作受到徽宗如此青睞，但徽宗卻只嘉獎不任用，唯有一種可能，那就是王希孟或已身體狀況不佳。

回顧《千》卷的創作過程，希孟在不到半年的時間里完成了近十二米的設色長卷，在此期間，他要獨自跨過整個漫長的冬季，古建筑采光有限，加上冬季的開封每天適合作設色畫的光照時間僅有八個小時左右，其創作壓力可想而知。長時間的獨自趕工對一個十七周歲的少年來說，要消耗大量的體力和心力。由此想來，大功告成之時，王希孟已然是沉疴難愈。根據宋代“老病不任官職”的制度，王希孟能得到的僅僅是徽宗的高評嘉譽。

三年后，朝廷發生的一件事，更可為王希孟患病的結局作一注腳。

一座北宋鹵簿鐘隱藏著王希孟生命的終結點

王希孟的沉疴持續了多久？一座北宋鹵簿鐘記錄了幾件畫作被使用的狀況，其中隱藏著王希孟生命的終結點。

這座北宋鹵簿鐘長期展陳在遼寧省博物館展廳，鐘系銅質，高1.84米，口徑0.81米，頂部由二龍戲珠形成鐘鈕，外壁極富裝飾性，自上而下環繞著五層淺浮雕裝飾圖案帶，其中第四層是山水，亦被稱作“千里江山圖”。

蔡京于政和八年（1118）建議營造了正德門，屬于北宋末年的代表性建筑。這座有五門圖案的大鐘，正是為紀念此次改擴建工程而造，并陳設在宣德門。按照北宋鄭居中《政和五禮新儀·嘉禮》記載，每當皇后經過宣德門時，城樓上必須鐘鼓齊鳴，因此鑄造大鐘的時間絕不會晚于宣德門竣工。

鹵簿鐘上的五條裝飾帶是由三個不同水平的匠師完成的，有明顯的風格差異。

第一至第三條裝飾帶，風格圓渾莊重、沉凝敦厚。第五條裝飾帶在鐘腳上，風格毓秀巧密、靈動飛揚。其刻繪者也應該是宮廷畫家，刻鑄得精致細密，絲絲入扣，仙人神獸和海浪的動感極強。

然而，第四條裝飾帶上的“千里江山”，面貌粗陋簡率，構圖平鋪充塞，顯現出與其他裝飾帶在造型和工藝上的巨大差異，極不協調。多位專家確信這條裝飾帶的布局和造型參考了《千》卷，群山綿延，循環往復，確有無盡之感。與《千》卷的構圖一樣，裝飾帶上的“千里江山”天際高曠，留出大片天空，綿延的山勢與王希孟筆下的景致多有相近之處，且山山相連，近景也有一條蜿蜒小路，穿插于山谷和溪流之間，幾乎貫穿全圖。沿途相繼刻鑄有大樹、掛著酒旗的酒肆、茅屋、小亭、木橋、泊舟等，點景人物中有行人趕著毛驢過橋或是荷鋤的農人等。這些細節上的相同，不是沒有緣由的巧合，而是鹵簿鐘的主持者有意為之的結果。這個人就是蔡京！宣德門的復建工程由蔡京主導，鹵簿鐘的制作也應由他主持，在這座鐘上出現《千》卷這幅蔡京的藏品，體現了他要讓該圖發揮政治作用的意圖。

值得注意的是：在這個“千里江山”裝飾帶里，印證著王希孟重疴之后的信息。這條裝飾帶雖然受到《千》卷造型和構圖的影響，但與其相比，手法粗糙、細節草率，造型概念化，顯然不是王希孟親自操刀。刻繪者不得原作要領，疏于理解，只能直接參考原圖，如《千》卷中的農夫持鞭趕馱糧毛驢過橋的圖像都是右向的，刻繪者在刻制模范時照原樣摹刻，也是右向，結果翻鑄出來的趕驢圖像成了左向的。

如果王希孟在世，蔡京按理會責令他主持大鐘“千里江山”裝飾帶的繪制，其藝術效果一定要比這個精到得多，會有許多耐看的細節。

裝飾帶上沒有出現王希孟《千》卷工致精細的藝術特色，孤立地看，可以確信他沒有參加鹵簿鐘裝飾帶的活計，聯系蔡京題文中潛藏著他重疾的信息，在鹵簿鐘與宣德門一并完工的1118年之前，王希孟已經不在人世了，在刻鑄期間，蔡京不得不改派他人以《千》卷為參考樣本，草草完成鹵簿鐘“千里江山”裝飾帶的差事，露怯甚多。

那么，王希孟“年二十余”故亡的信息會記錄在哪里呢？

《千》卷外包首宋簽會留下什么

楊新先生在20世紀70年代末與傅熹年先生相繼開展了對王希孟和《千》卷的深入研究。他提出，《千里江山圖》并無作者款印，僅從卷后隔水黃綾上蔡京的題跋中才知道這一巨制的作者叫希孟。清初梁清標的標簽上及宋犖的《論畫絕句》中才提出希孟姓“王”。宋詩說：“宣和供奉王希孟，天子親傳筆法精。進得一圖身便死，空教腸斷太師京?！备阶⒃疲骸跋Ｃ咸熳烁呙睿没兆诿軅?，經年作設色山水一卷進御，未幾死，年二十余，其遺跡只此耳……”

楊先生同時表示，“宋犖是在梁清標家里看到這一卷《千里江山圖》而寫下上面的詩句和附注的。但梁氏、宋氏去北宋已六百余年，從何得知希孟姓王，又何知‘未幾死，年二十余’，因目前我們還沒有找到第三條有關希孟的生平資料，這里暫從梁、宋說法。”

外包首題簽是歷史形成的。以古今書畫裝裱的基本程序和樣式而論，《千》卷第一次裝裱后必定是要粘貼題簽的，題簽至少有兩處，位于畫幅之前的里題簽和位于外包首上的外題簽。

古代繪畫特別是五代以前的畫作本幅上多不署名款，而是由內簽和外包首題簽標明作者。外包首題簽的尺碼要略大于內簽，提供的信息首先必須有時代、作者、品名，其題簽的下半段往往會附上一到兩行小字，涉及與作者或藏家有關的重要事宜，作為補注信息。這是古今藏家經常使用的記錄形式。筆者推定，宋犖極可能在宋代原始題簽的補注中得知王希孟的死訊，這個補注往往會出現在外包首題簽的下半段。

外包首題簽的用途主要是提供查閱和著錄。古代書畫的畫套、畫盒等包裝物的簽條內容以及賬記名目等，均以原物的外包首題簽為準，以便于統一。畫幅內的題簽常會省去朝代和作者姓名，而外包首題簽必須完整，這往往是古代書畫著錄書獲取信息的直接材料。

收藏家在題簽和著錄上標明的畫家姓名，均是全稱，中小名頭的書畫家更是如此，絕不舍其姓氏。此種規矩，千年不變，直到清代的《石渠寶笈》都是如此。

《千》卷在南宋高宗朝重裱過，之后到清初沒有再被修裱的情況，原外包首題簽必定是宋簽。在宋簽上，有作者、畫名，其下必然預留一大段，其上可寫兩行小字，王希孟亡故的信息自然會由藏品的主人蔡京在此補注。但外簽長期暴露和被觸碰，最容易受損。古人若無法修復這類損壞嚴重的外簽，往往一裁了之，內簽也是如此，張擇端《清明上河圖》卷的題簽也是被明末裱匠裁掉的。因此，迄今為止，極少看到元以前的外包首題簽。

筆者以為，北宋宮廷裱作里的裝裱師絕不會置千年裝裱之規于不顧，取消了《千》卷的外包首題簽。而梁清標之所以沒有保留下外簽，一定是因為它已經相當殘破了，乃至于無法修復。梁清標是很注意保留這些信息的，如經他收藏的陸機《平復帖》，依舊保留徽宗題寫的“晉陸機平復帖”簽條，其上還鈐有徽宗的“雙龍小印”和“宣”“和”朱文連珠印，證實這是內簽，而不是從外包首移進來的外簽，陸機《平復帖》的外包首宋簽肯定是因破損不可修復被遺棄了。

既然《千》卷外包首有宋簽，總會被后人見到，上面寫了些什么？

誰看到了宋裱的《千》卷？

今人所知的希孟姓氏和死訊來自清初收藏家留下的信息，而這些信息都指向一個共同的源頭，那就是《千》卷的外包首宋簽。

第一條信息來自梁清標在《千》卷重裱后題寫的外簽。梁清標曾是《千》卷的主人，他曾將大批私藏書畫重新裝裱，希孟姓王的信息直接來自五百年后梁清標（1620－1691）在外包首以行楷書寫的八字題簽：“王希孟千里江山圖”，希孟自此開始姓“王”了。清初數人皆認為希孟姓王、“未幾死，年二十余”，這些信息極可能來自《千》卷舊裱外包首題簽。

以下的第二、第三條信息不僅涉及希孟的姓氏，而且關乎他的生死。

第二條信息是明末遺民、書畫鑒藏家顧復轉述的內容。顧復《平生壯觀》記載：

曩與王濟之評論徽廟繪事，落筆若有經年累月之工，豈萬機清暇所能辦。濟之曰：“是時有王希孟者，日夕奉侍道君左右，道君指示以筆墨畦徑，希孟之畫遂超越矩度，而秀出天表。曾作青綠山水一卷，脫盡工人俗習。蔡元長長跋備載其知遇之隆。今在真定相國所?！?/p>

顧復通過畫商王濟之得知梁清標府上藏著一卷青綠山水，是一個叫王希孟的北宋人畫的，后面有蔡京的題文。王濟之（一作際之），乃都門（北京）人，活動于明末清初，經營古董買賣，也擅長裝裱，在鑒識上有“都門王濟之，江南顧維岳”之稱，他常為梁清標掌眼，明末清初吳其貞《書畫記》卷四里有記述，王濟之與梁清標關系相當近，應該是見過《千》卷的。

第三條信息來自清初宋犖的記錄。宋犖與梁清標有師友之交，他完全有可能見過《千》卷在梁氏重裱之前的宋裱狀態。宋犖將他所見記載在《西陂類稿·論畫絕句》里：“宣和供奉王希孟，天子親傳筆法精。進得一圖身便死，空教腸斷太師京。”然后附上小注：“希孟天資高妙，得徽宗秘傳，經年作設色山水一卷進御。未幾死，年二十余。其遺跡只此耳?；兆谝再n蔡京。京跋云：希孟親得上筆法，故其畫之佳如此，天下事豈不在乎上之作之哉！今希孟已死，上以茲卷賜太師，臣京展閱深為悼惜云。”

宋犖提到王希孟“未幾死，年二十余”的信息很可能也是來自于《千》卷外包首宋簽上的小字注釋，里面含有對王希孟的感嘆和悼念。宋犖對蔡京題文有誤記，從宋犖的語句來看，他是憑記憶將蔡京題文的內容寫成詩，很可能將外簽注釋上悼王希孟早卒之事和蔡京題記上的贊美內容混淆了。這可以進一步推定外簽上的內容極可能是藏品主人蔡京留下的，這才有可能使宋犖將外簽上的注釋與卷尾的題記內容相混。

結語

從宋犖關于王希孟“未幾死，年二十余”的記載，可以測定王希孟故去的時間是在1115年之后，他熬過了二十歲，否則不會有“年二十余”之說。熬過多少年呢？聯系蔡京題文中徽宗話語里透露著王希孟罹患沉疴的信息，以及鹵簿鐘鑄造的時間在1116－1118年，王希孟未能參與鐘上“千里江山”的圖案的刻繪，推知他極可能卒于1116至1117年之間，1116年病卒的可能性更大一些，享年二十一二歲，恰合“年二十余”的記載。

徽宗對王希孟高度贊揚卻不任用的事實，與宋代“老病不任官職之事”的職官制度有關，也體現在1118年前鑄造鹵簿鐘“千里江山”裝飾帶系他人代工的反?，F象，再聯系古代畫卷外包首題簽的書寫規矩以及顧復關于王希孟“年二十余卒”的記錄，這幾件事實的存在是有歷史緣由的，即宋代官制、匠作則律、外簽規矩等，將這幾件事的結果聯系起來看，它們之間沒有自相矛盾之處，也沒有與之相悖的其他材料，形成了一定的互證關系。

作者：余輝 故宮博物院研究館員

關鍵詞： 千里江山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