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西文明比較離不開“根性”

虎年新春的一場大雪，覆蓋了眼前這個寒氣肅殺的世界。在漫天雪花紛紛贊襄北京冬奧會的氛圍中，我讀完了潘岳在辛丑歲末出版的《中西文明根性比較》這部新著。我認為最值得關注和討論的，還是作者基于“根”這個歷史認知而做出的通俗易懂的“宏大敘事”。

看過潘岳這本書的讀者，估計對今后一個時期世界范圍的結構演變也會視為平常——既是為根所定，就不以人的意志為轉移。是故，此書初讀可知何以為根，再讀則思何根以為。

誠然，作者在“價值中立”的研究立場上，并沒有對東西方的客觀演化過程做褒貶，對西方文明采取理性包容的態度，顯著地不同于西人之“傲慢與偏見”，也不同于近年來國內某些對西方文明一概批評的否定論。由于作者對近代廣泛影響國際社會的西方文明予以對等的尊重，論述上更多著墨的是同時期東方歷史重大事件的對比，因而得以繞過了被西式“學科化”體系培養的專家群體最擅長的史料考據對局外人構成的厚重壁壘，有利于作者做“宏大敘事”的較高層次討論——從中西文明比較出發，可以把大量的前人著述中使用過的材料提取出來，直接用到比較研究上。

此書在歷史上決定興衰的重大階段作出的對比分析，讓人感覺把立意高遠與取材精當有機結合起來了。其選取的歷史事件和支持其論述的材料，雖然跨越東西方、涉獵不同國家與部族文化，卻具有內在的邏輯之美，捧讀之際竟至于“把欄桿拍遍”。

限于篇幅，僅舉一例。作者在第四章論述了我一直很關注的中華文明之所以“不間斷”的制度內因。我的問題是：2000多年前的中國歷經幾代人的戰亂、被“暴秦”初成大一統之后的“漢承秦制”，何以在地理氣候族群文化都差異顯著、本無統一條件的中國實現廣域穩定？幾百年的漢朝與匈奴長期戰爭，何以逆轉自有夏以來數千年西北向東南的勝勢，迫使氣候惡化壓力下劫掠是為內生性文化的游牧族群全線西去？須知，這次難得一見的“東南勝西北”，既壓迫了歐洲的羅馬帝國的生存空間，又給漢末以來雖有黃巾軍起義而“三國兩晉南北朝”幾百年華夏留出了內亂、殺伐至十室九空，卻不至于亡族滅種的地理空間。

在這類中華民族命運所系的重大轉折分析上，作者旁征博引之間無處不在的大氣磅礴令人佩服，他不僅幫助人們回歸常識，解釋了氣候變化對西北游牧與東南農耕這兩種被“天定”（亦稱氣候決定論）的大陸文化必然導致對抗性沖突，而且從漢朝內部制度演變解釋了“險勝”的內因。

作者從“燕然勒碑”的故事被當代考古證實說起，借由當代科學研究證實，惡劣氣候變化迫使草原部族全線南下到漢族農業帶擄掠的大趨勢，說明其已經不可能被“和親”“互市”來化解。同期漢人所處之農耕帶也頻遭水旱災害，傳統農家經濟剩余太少，府庫空虛不能維持戰爭開支。好在中國人從不缺乏關鍵時刻挺身而出的“人杰”——早期東方政治經濟學大家桑弘羊提出“鹽鐵官營”——類似國家壟斷與國計民生有關的戰略性產業，這才有財力支持漢朝打了二三百年，完成“逐匈奴于大漠以北”的國土空間戰略布局，從而使內生性劫掠的游牧族群不得不西去歐陸。誠如作者所引述，“如果兩漢沒有抵抗住匈奴的南下，東亞和世界的歷史都將改寫”。

竺可楨在上世紀70年代揭示過“氣候與朝代變化周期”，提出氣候變化會影響地緣政治演變，此書所闡述的中西文明演進路線，亦能說明這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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