展覽：何以中國

展期：展至2022年5月4日

地點：故宮博物院文華殿

正在故宮博物院展出的“何以中國”展覽中，有這樣一個展品：一個剪著齊耳短發的胡人，騎坐在高高的駱駝背上，右手拿著一個餅，嚼得津津有味。這顯然是一次長途跋涉，他座下駱駝背上沉甸甸的皮囊，搭靠在成卷的布帛上，隨著駱駝的步履上下顛簸。盡管旅途艱辛，這個胡人此時卻心情舒暢。他啃著胡餅，心里也許正盤算著這一趟的收益，臉上不由自主地露出淺淺的笑意。這匹高大的駱駝一直是他旅行中的伙伴，此時仿佛體會到了主人的心情，拉直脖子，高昂起頭，咧開嘴，叫了幾聲，駝鳴在空曠的沙漠中漸漸消逝……

這件來自山西博物院的隋代“胡人吃餅騎駝俑”出土于斛律徹墓。斛律部是漠北高車六大部落之一，以部落名為姓，地位顯赫，武將輩出。北魏時遷居至山西北部，至隋朝，這個家族已經完全融入到中華民族。從這件陶俑上，我們仿佛看到絲綢之路上各民族貿易往來、和諧共處的景象，而中西交流，正是“何以中國”展覽中一個重要的板塊。

在陸上

這條悠遠的商路，其開通時間要回溯到漢代。公元前200年，漢高祖親率大軍欲剿滅匈奴，卻身陷山西大同東北的白登山。為了突圍，不得不忍氣吞聲，與冒頓單于訂立了令人羞辱的盟約，此后的劉邦一直采取休養生息的國策，這一忍便到了曾孫劉徹的時代。經過四代帝王的積累，意氣風發的漢武帝終于擁有了與匈奴一決勝負的實力，為了徹底打敗匈奴，他制定了周密的計劃。

建元二年（公元前139年），27歲的陜西城固人張騫奉旨出使西域。這位擔任朝廷行政事務見習官的年輕人主動請纓，他覺得這是一個建功立業的好機會。他的使命是到西域的盡頭找到被匈奴人從河西走廊趕走的大月氏，說服他們與漢帝國聯合夾擊，趕走匈奴。沒想到這一趟用了13年的時間，才得以返回長安。在穿越河西時，張騫不幸被匈奴人抓獲，遭受多年拘禁。當漢朝憑一己之力打敗匈奴后，漢武帝于公元前119年再次派遣張騫出使西域，自此之后，中國同西域及西亞等地的交通完全打通，每年使者往返，商旅絡繹不絕。張騫兩次出使，史稱“鑿空西域”。作為對當時漢帝國相對陌生的西域地區及遠至中亞等許多地方的歷史性考察，成就了中國歷史上一次放眼看世界的機會，在發展中西交通和中外關系方面有著劃時代的意義。

往來于“絲綢之路”的眾多胡商中絕大部分是粟特人。他們的祖先很可能來自祁連山下的張掖郡昭武城，后來西遷至中亞錫爾河與阿姆河地區（今天烏茲別克斯坦一帶），成為了赫赫有名的商業民族。粟特人為謀求商業利益參與到絲路貿易中，頻繁穿梭于中亞與中國之間，成為中世紀東西方貿易的承擔者。粟特人還擅長手工藝制作，陶器、瓷器、紡織品成為東西兩端的暢銷品。唐初畫家閻立本所繪《步輦圖》中受到唐太宗接見的吐蕃使者祿東贊身著一件精美的聯珠立鳥立羊紋織錦長袍，很可能就是出自粟特能工巧匠之手。

“金狩獵人物紋六曲花口杯”即是一件深受粟特工藝影響的唐代皇室用具。杯子通體黃金，錘揲成型，六瓣花杯口，隨形高足，腹外壁凸起，形成6個紋飾區，鏨刻多組騎馬狩獵人物圖案，表情及動作刻畫生動，其間伴有花草、飛鳥、走獸和云朵紋，紋飾之間還填充了珍珠地，體現了宮廷用品的富麗與華貴。

另一件唐代四瑞獸葡萄紋方鏡，也深具西域特征。其背面采用高浮雕技術處理，紋飾復雜精密，分為內外兩區。內區以伏獸鏡鈕為中心，四瑞獸匍匐仰首呈逆時針環繞；外區飾鸞鳳與禽鳥，穿梭于一串串葡萄和一片片葉紋底紋間。這件精美的銅鏡展現了濃郁的“盛唐氣象”，反映出大唐帝國與外部的交流狀況。多元的大唐文化，在漢文化的基礎上，吸納了外來文化優秀的部分，在藝術上不斷豐富與創新。

玻璃制品最早出現在兩河流域或古埃及。中國人自己制造的玻璃器皿出現在戰國時期。故宮博物院藏“淺綠玻璃肋紋缽”制作于秦漢時期，缽呈透明的淺綠色，外腹突起27條豎肋，延伸至底端收攏。此類型玻璃器皿由模具壓制而成，再在熔融狀態下貼壓上放射狀肋條。這種玻璃模制技術最早出現在希臘化時期，至羅馬帝國時進一步發展，產生了大量透明玻璃肋紋器和馬賽克玻璃肋紋器，因此，這個缽有可能來自遙遠的地中海。

“陸上絲綢之路”不僅為商品提供了交換的通道，也成了思想交流的重要渠道。來自南亞的佛教大約在兩漢之際傳入中國，首先在河西走廊地區建寺鑿窟。敦煌第257號窟開鑿于北魏，西壁繪制的《九色鹿經圖》講述著佛祖本生的故事，傳遞著來自古老恒河邊的善惡之辨。

元代磁州窯燒制的白釉褐彩唐僧取經圖枕，立體長方形，通體白地褐彩裝飾，五面有紋飾。枕面繪制的唐僧取經圖，有力地說明了唐僧師徒的形象和取經故事在元代民間戲劇、說書等載體中已廣為流傳。其實早在唐代，敦煌榆林石窯內已出現最早的《玄奘取經圖》，畫中玄奘雙手合十拜謁觀音，后面跟一個胡人，牽馬眺望遠方，他是玄奘第一個弟子石磐陀，也許就是孫悟空的原型。這幅壁畫可追溯成書于646年的《大唐西域記》，由64歲的玄奘口述，弟子辯機編撰而成。

在海上

秦始皇統一華夏后，嶺南地區發展很快。當時的番禺地區已擁有相當規模、技術水平很高的造船業。先秦和南越國時期，嶺南地區海上交往為“海上絲綢之路”的形成奠定了基礎，至西漢中晚期和東漢，“海上絲綢之路”真正形成，開通與印度半島之間的海路。魏晉以后，正式形成一條沿海航線，起始點廣州。至隋代，廣州發展為當時中國第一大港和世界著名的東方港口，唐代更是進入了繁榮期，不僅保持著“陸上絲綢之路”的通暢，同時將“海上絲綢之路”發揚光大。

來自南京博物院的唐代“三彩陶雙魚瓶”，細膩生動，綠釉飽滿，出土于江蘇揚州三元路、汶河路等地的唐城遺址。大量出土文物無疑證明了揚州曾經是海上絲綢貿易的另一個重要起發點。兩宋時期的造船技術和航海技術明顯提高，指南針廣泛應用于航海，中國商船的遠航能力大為加強。泉州的海外交通異軍突起。來自福建博物館的波斯孔雀藍釉陶瓶，體型碩大，表面施乳濁釉，呈藍綠或藍色。這種低溫釉陶起源于古代波斯地區。五代閩國時期，福州新辟了“甘棠港”，海外貿易迅速擴展。波斯陶器也由波斯或者阿拉伯商人成批地輸入到這里。揚州的唐代文化地層中也發現過數量眾多的波斯釉陶殘片。這些都反映出古代波斯與福州、揚州之間頻繁的貿易往來。泉州的海外貿易在元代進入到黃金期，瓷器成為最大宗商品。

1988年在印度尼西亞海域發現的“黑石號”沉船，打撈出水6萬多件中國瓷器，有5萬多件唐代長沙窯瓷器。長沙窯瓷器以其多樣的造型、新穎的裝飾受到海外市場青睞，其外銷路線先順湘江而下，再沿長江抵達揚州，以此處作為主要集散地，最終經明州（寧波）銷往海外。另一艘更為有名的沉船“南海一號”為南宋初期“海上絲綢之路”途中失事沉沒的木質沉船，沉沒地點位于中國廣東省陽江市南海海域。它是迄今為止世界上發現的海上沉船中船體最大、保存最完整的遠洋貿易商船，距今已有800多年歷史。船內文物超過6萬件，包括瓷器、金器、漆器、錢幣、農產品等，是我國南宋時期海上貿易盛況的見證。廣東博物館藏“南海一號”出水的宋代純金鏈，足足有1.7米長，重達1.1斤。考古專家們目前還無法斷定這件物品歸何人所有，甚至也無法確定它是金項鏈還是金腰帶。

隋唐以前，海上絲路只是陸路的一種補充，但到了隋唐時期，由于西域戰火不斷，陸上絲綢之路被戰爭阻斷，“海上絲綢之路”代之興起，一舉成為中國對外交往的主要通道。隨著揚起的風帆，中國人的視野從西北方的漫漫黃沙轉向碧海藍天，源源不斷地將中國制造輸送到世界各地，也讓世界持久地感受到中華文化的魅力。

關鍵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