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上世紀30年代起，媒體上就開始發表圓明園罹劫公共紀念文

1860年10月初，英法聯軍攻入北京，洗劫圓明園，更于10月18日縱火焚毀了圓明園，一代名園就此灰飛煙滅。在那國弱遭欺、民不聊生的年代，人們自然顧不上關注圓明園遺失文物的下落。而隨著時間的推移，學界逐漸開始考證并追查圓明園遺失文物。并從上世紀30年代起，媒體上開始發表圓明園罹劫公共紀念文，以及舉辦“圓明園遺物及文獻”展覽。

《圓明園四十景圖詠》首頁：正大光明

今年是圓明園罹劫160周年，茲作此文以紀念。前事不忘，后事之師，我們國家與民族只有永遠保持前進與發展，才能自立自強，不受外欺。

1930年

媒體刊發圓明園罹劫紀念文

1930年12月初，天津《大公報·文學副刊》第151、152期連載了一篇意味深長、令國內讀者無不為之動容的文章。這篇文章名為《圓明園罹劫七十年紀念述聞》，作者乃是著名學者、時任北平圖書館編纂委員會委員、商務印書館編譯所編輯的向達先生。

這一篇文章，乃圓明園罹劫以來第一篇在國內公共媒體上公開發表的紀念文章，可稱圓明園罹劫以來從學術史角度向國人號召紀念與追思的先聲，實令當時的讀者頗有“石破天驚”之感觸，在社會各界也確曾起到了“一石激起千層浪”之反響，有著極其深遠的社會影響。

須知，此文刊載于當時的國內第一大報《大公報》，無論是傳播效率還是傳閱數量之巨，在當時都是無以復加的。此文影響之大，最直接的反應即為次年營造學社組織舉辦了“圓明園遺物與文獻”展覽，繼之而來的還有1933年編印發行的《國立北平圖書館館刊·圓明園專號》。

雖然自1860年圓明園被英法聯軍焚毀劫掠以來，各類追思、憶述、評論類的詩文時有涌現，可如此文般系統、充分、簡明的表述，實在是難得一見。此文乃是建立于翔實縝密的史料搜求與考證基礎之上的，以學者立場從學術史角度著眼，又矢志于向大眾讀者公開披露這一事件的諸多確鑿歷史信息。僅此一點，此文的社會價值之高，即已超越于一般意義上的文人憑吊遺跡遺物類的詩文之作。

這篇萬余字篇幅的文章共分為四個章節：圓明園建筑與西洋教士;英法聯軍之役：圓明園之被掠與焚毀;關于圓明園之各種資料;論保存圓明園及其他諸殘跡。把圓明園這一歷史遺跡與“圓明園罹劫”這一歷史事件的來龍去脈，以及如何守護與研究這一歷史遺跡的問題，深入淺出地向大眾娓娓而述，讀后有迎刃而解、撥云見日之感。

譬如，首度披露承德避暑山莊原藏“二十頁圓明園歐式宮殿圖”，與當時北平、沈陽兩地故宮新近發現的所謂“同樣印本為西人所繪”圖冊，是有所不同的。二者所描繪的并不是同一處景觀，后者實為“康熙時耶穌會士馬國賢(Matteo Ripa)為帝用銅版雕熱河三十六景圖”。

再者，還詳加考證“二十頁圓明園歐式宮殿圖”，其圖案乃表現“長春園諧奇趣遠瀛觀等”景觀;并辨析稱圓明園中西洋建筑雖頗引世人注目，“然此俱在圓明園東北隅，高宗所筑長春園中;為圓明園之旁支而非其正體也”。

又如，關于焚毀圓明園的禍因與罪魁，此文也從坊間盛傳、眾說紛紜的各類傳聞掌故里“脫穎而出”，明確指出“圓明園罹劫”乃英軍出于報復心理使然，完全是侵略者肆無忌憚的暴行，并無別因。文中用了不少篇幅去辨析英方相關文件，這些英方重要文件一經翻譯披露，真相自然大白于天下。此文更進一步將“圓明園罹劫”與1914年歐戰中德軍炮毀比利時盧文大學圖書館的事件相比較，頗為憤慨地寫道：

一九一四年歐洲大戰起，德軍侵入比境，炮轟盧文大學圖書館，歷世積藏之珍籍，胥罹浩劫。其后諸國對于德人此舉，深致詰責，以為罪莫大焉。庸知七十年前，英法聯軍攻我國都，以數人遇難，竟不惜于和約將成之際，將圓明園付之一炬。既掠其珍貴，復焚其名園，損失之鉅，豈遜于比國一盧文圖書館?西洋Vandalism(筆者注：即本文后稱所謂“番達主義”，意即摧毀文化藝術之主義)之摧殘中國文明，此為第一次，庚子之役而又重演……

向達先生的《圓明園罹劫七十年紀念述聞》在《大公報》刊登后，又由更為專業的文物與建筑保護組織——營造學社出面，印制成二十頁的“抽印本”，并免費送給讀者。

1931年

首辦“圓明園遺物與文獻”展覽

就在向氏此文發表三個月之后，時至1931年3月，營造學社擬舉辦“圓明園遺物與文獻”展覽，決意以該文為主體，為此次展覽編制一份提綱挈領、言簡意賅的介紹書，并分贈給所有參觀展覽的嘉賓與觀眾。為此，學社方面特意邀請向氏參與此次展覽介紹書之編撰。

《圓明園遺物展覽》報道，原載上?！渡陥蟆?/p>

向氏對此次展覽所寄予的希望，歸結起來，不外乎四個方面，即首先告誡國人永世不忘圓明園罹劫之國難與國恥;其次，國人應了解圓明園在西方藝術史上亦有重要地位;再者，國人還應知悉圓明園曾為中西文化交通史上最可紀念之物;最后，國人今時之責任乃全力守護圓明園現有遺跡與遺物。應當說，這樣的寄望與呼吁，也基本概括了后來所有涉及圓明園的相關研究與保護工作的基本指向。當然，這樣的寄望與呼吁，在當時的中國，在當時內憂外患的國內時局下，有相當一部分只能是奢望。不過，向氏的文章與營造學社的展覽，卻實實在在地展現在世人面前，在當時的中國可稱創舉。

當時營造學社已經搜集到的圓明園遺物，無非太湖石、石質建筑構件、磚瓦、燙樣等;文獻之類，則有圖樣、繪圖題詠、工程則例、工程做法、匾額清單、中外相關記載等。為了能展出更多的圓明園遺物，營造學社向社會發出“征集文物通啟”。

應當說，這些圓明園遺物與文獻，非專業人士對其幾乎一無所知。普通民眾對圓明園遺址中的建筑殘件，亦并不以文物或史跡視之，甚至個別人還有意無意地參與過搬移殘件與破壞遺址的行為。這樣的行為，在清末民初動蕩劇變的國內時局之下，簡直是不值一提，從來無人過問。直至故宮博物院成立之后，才有有識之士出面干預，不過仍停留在文明呼吁層面，并無相關法規出臺，在事實上仍屬無法可循的局面。

圓明園遺址中的建筑殘件，因其質地堅實、石材精良、雕刻優美、造型別致等諸多“可用”之優點，被一些官員豪門明轉暗移，挪作建筑私家宅邸、園林甚至陵墓之事，屢見不鮮。譬如，蘇州拙政園中曾有九只圓明園漢白玉石雕柱礎，被用于置放花盆，今尚存八只。又如，南京譚延闿墓的牡丹花壇就是圓明園遺物。1934年出版的《古物保管委員會工作匯報》記載，當年一個名叫胡九齋的古董商在北京搜羅的一批石刻文物被國民政府查扣，按照最初的計劃，中央古物保管委員會準備將這批文物贈送給北京的中南海公園，但對方表示“器物過重難以運送”，后來便運至南京，劃撥為建造譚延闿墓所用。諸此種種案例，屢見不鮮，至今仍有實物印證。

至于普通民眾在圓明園遺址中，隨意搬移、刻畫、損毀、擺弄殘件，更是司空見慣，從無追究。時至1932年1月24日，北平《世界日報》之上，仍在刊發“圓明園白石柱日漸殘毀，古物保委會再請查禁”的報道，仍稱“西郊圓明園故址，西洋樓一帶，存有昔日白石建筑甚多，時有游民搗成細料，售與城內米肆”云云。對此行徑，古物保管委員會能做的，也無非是“一度函請北平市政府查禁”。孰料屢禁不止，“搗取者，每日更成群結隊前往，且稱已出價收買”。委員會方面不得不再次致函北平市政府，再度申言告誡市民，至于究竟如何查禁，之后收效如何，則未見后續報道了。

不妨揣想，在當時的公共文化環境與社會事務管理水準之下，營造學社出面來組織舉辦此次展覽，實屬難能可貴，此次展覽的學術與社會價值是并重的。展覽雖尚在籌備階段，可那一紙多方發送、廣而告之的“征集文物通啟”，恐怕就已然與那一通古物保管委員會致北平市政府的公開信的效果不相上下了吧。

那一紙“征集文物通啟”，固然有其為展覽籌措之初衷，可亦不妨視作營造學社以學術團體的微薄之力，試圖向民眾普及圓明園遺物文獻的概念與認知，試圖令民眾意識到圓明園遺物文獻的價值與意義。這一開展之前不久公開征集展品的方式，可能并不能真正征集到多少珍稀瑰寶，可這一方式本身，不正是一次難得的知識普及與文化宣傳的契機嗎?

時至1931年3月21日，“圓明園遺物與文獻”展覽正式開幕，觀者踴躍，報道如潮。

1933年

“圓明園專號”學術雜志面世

“圓明園遺物與文獻”展覽之后數日，1931年4月，《中國營造學社匯刊》第二卷第一期印行。

這一期學社匯刊，確有不少關于“圓明園遺物與文獻”展覽與圓明園建筑史研究的內容，且向達所撰《圓明園罹劫七十年紀念述聞》一文，也再次發表其上。此文的影響力，也隨之由公共文化領域延伸至建筑史學專業領域。

雖然涉及圓明園研究的內容，占據了這一期學社匯刊的主體篇幅，可學社方面并沒有因之將這一期刊物命名為“圓明園專號”。究其緣由，是比較復雜微妙的。

不難發現，在此之后的數期學社匯刊中，會不定期地刊發一些關于圓明園的文章，這表明對圓明園遺物文獻的研究，尤其是建筑學與建筑史學方面的專業研究，已然成為營造學社的長期工作項目。同時，圓明園的相關研究，限于遺物文獻的搜集、甄別與整理工作困難重重，研究基礎十分薄弱，并不能一次性“結案”，也無法階段性“定案”，只能斷續零星地予以探索?？峙乱舱驗槿绱?，學社方面對匯刊主題的設定，無法如同“河北地區古建筑調查專號”或“中國塔式建筑專號”之類的處理方式，來定義與印行這么一期“圓明園專號”了。

經過兩年的相關文獻資源積淀與工作積累，曾與營造學社共同組辦“圓明園遺物與文獻”展覽的北平圖書館，終于奉獻了一期“圓明園專號”雜志。

時為1933年8月，《國立北平圖書館館刊》第七卷第三、四號合刊，即為“圓明園專號”，是為國內第一本以圓明園研究為唯一內容的專號雜志。這一期雜志，并沒有什么長篇大論或宏觀展望式的“前言”，而是直接將館藏七幅圓明園長春園的“樣式雷”圖紙之影印件放于卷首。圖紙或長或短，折疊交錯于雜志前端，令讀者頗有“按圖索園”，悄入禁苑秘境之感，內心十分震撼。

七幅圖紙之后，又印有八幅銅版畫，圖像內容乃清乾隆間意大利畫師郎世寧等監制的圓明園之長春園北界西洋樓景觀。此銅版畫全套原為20幅，先由清內府畫師繪制底本，再送往法國制作銅版，圖畫印成于乾隆五十一年(1786)。全套銅版畫描繪了：諧奇趣、黃花陣、養雀籠、方外觀、海晏堂、遠瀛觀、大水法、觀水法、線法山、線法畫十座圓明園中的西式建筑。1860年英法聯軍焚掠圓明園之際，原藏園中的整套銅版下落不明。這一套完整銅版畫，目前已知有法國國家圖書館、英國曼徹斯特大學圖書館藏本?？∮?ldquo;圓明園專號”的這八幅銅版畫，乃營造學社收藏的承德避暑山莊原藏件的影印本。

無論是曾經深藏禁苑的圓明園“樣式雷”圖紙，還是圓明園西洋樓景觀銅版畫，自1860年“圓明園罹劫”之后，刊登于這一期“圓明園專號”之上，相信對于當時的國內大眾讀者而言，也是首次見到圓明園西洋樓景觀的完整圖像。這樣一本相當專業化的學術期刊，如此眾多的圖片文獻，在當時實不多見，此舉確為一時“創例”。

圖紙與銅版畫圖片之后，乃是篇幅頗巨的論文三篇，亦是學術與文化價值并重之作，且皆為譯作。一篇為日本學者石田幹之助所撰、賀昌群所譯的《郎世寧傳》，另外兩篇為歐陽采薇編譯的《西書所紀圓明園中之西洋樓五篇》與《西書關于焚毀圓明園紀事八篇》。這三篇譯文的推出，涵括當時國內可以搜集到的日、法、英、美各國關于圓明園歷史的各類論述與記載，尤其是對“圓明園罹劫”前后的海外相關史料予以了較為充分的譯介，堪稱學術界導引國內民眾重返“歷史現場”之首功。

《郎世寧傳》譯者賀昌群后來成為歷史學家，在中西交通史、敦煌學、簡帛學方面均有一定建樹。值得一提的是，后兩篇譯文的編譯者歐陽采薇當時年僅23歲，前一年才剛剛從清華大學西洋語言文學系畢業。她的譯作在這一期“圓明園專號”上占據了近90個頁面的篇幅，不但內容極其豐富，且大多均為國內首現，研究價值自當不凡。這兩篇譯文為當時乃至后世研究與解說“圓明園罹劫”，提供了相當可觀可靠的參考史料，至今仍為里程碑式的圓明園研究經典文獻。

遙思1930年國內第一篇“圓明園罹劫”公共紀念文撰發，繼而1931年國內第一場“圓明園遺物與文獻”展覽舉辦，及至1933年國內第一本“圓明園專號”學術雜志印行，眼見著圓明園研究日漸勃興、格局初顯，卻又再因另一場較之“圓明園罹劫”更為慘烈、更為沉痛的“國難”，而不得不中斷了繼續發展的歷程。

1937年

戰火期間圓明園研究沉寂

1931年“九一八事變”之后，逐漸侵占中國東北地區的侵華日軍，又于1937年策劃發動了“七七事變”，進一步加快了侵吞整個中國的軍事行動。不久，平津相繼淪陷，包括向達、梁思成在內的大批學者及學術機構被迫南遷，關于圓明園研究的學術活動也隨之歸于沉寂。

向達所撰《圓明園遺物文獻之展覽》一文文末有言：

“近十數年來，國家雖起振古未有之劇變，呈極度之杌隉不安，而在學術方面，實不斷的有長足之進步。新史料之出現，無日無之，皆數十年前學術界所未能夢見者。似今日斯會所陳，亦此大海中之一滴也。若工程則例，若地樣，若模型，若圖像，皆于近數年間相繼流出，同人等幸得為之爬羅剔抉，以有今日之盛，當亦邦人君子之所共慰”。

誠如此言，“七七事變”爆發之前，國內軍閥混戰、派系權爭，一直處于激變動蕩的態勢，整個國家本已“振古未有之劇變，呈極度之杌隉不安”之狀況。在此變局之下，以向達為代表的中國學者，以營造學社為代表的中國學術群體與機構，矢志搜求、整理與研究圓明園遺物與文獻，“在學術方面，實不斷的有長足之進步”。及至1933年國內第一本“圓明園專號”學術雜志印行，國內學術界已然將研究視野拓延至海外史料，已漸呈“別開生面”之新局面了。

同為譯介與研究海外史料先行者的向達，與營造學社骨干梁思成，對于“圓明園專號”上所列舉的譯文，應當不會陌生。須知，早年向、梁二人皆參與了英國學者韋爾斯所著《世界史綱》(商務印書館1927年6月初版)一書的譯述，對西方學者史學著述及海外相關文獻早有接觸。十年之后，向氏譯成《斯坦因西域考古記》等，為敦煌學海外史料譯介開拓者之一;梁氏則曾校訂日本學者伊東忠太《中國建筑史》中譯本，亦為中國建筑史學界借鑒國際學術觀念開辟了前路。

綜上回顧，歸結起來，在一篇紀念文、一場展覽之后，向、梁二人之所以在圓明園海外史料譯介方面沒有特別突出的貢獻，主要有三個方面的因素。一是二人各自在中西交通史與中外建筑史方面致力頗勤，因而忽略或再無精力從事搜求與研究圓明園遺物與文獻。二是因時局所迫，客觀條件所限，二人1937年之后的學術生涯，與圓明園研究所關涉的資源與機緣，已漸行漸遠，無從拓延與深入了。三是因二人各自的學術興趣，很大程度上決定了二人在圓明園研究方面的側重點，只在于相關歷史文獻文物與建筑遺物遺跡的領域，從而放棄了對曾被英法聯軍劫掠的那一部分圓明園流散文物的探索。而流散文物的研究與相關信息，恰恰又是最吸引中國普通民眾的部分。“圓明園罹劫”之后，無論道聽途說，還是捕風捉影，“藏寶”、“奪寶”與“鑒寶”的相關信息，總是以“傳聞”或“掌故”的形式，綿綿不絕地流傳于中國民間。

無論如何，向、梁二人在后來的圓明園研究中隱而不彰，各自執守于各自的專業領域，這一學術史上的既成事實，已勿需贅言。當然，二人曾經貢獻與參與的那一篇紀念文、那一場展覽，所起到的“啟蒙”與“普及”作用，自然也是有目共睹，更無可置疑的了。

接下來，僅從公共文化領域而言，中國民眾最需要披露與研討的，理應是原本陳列收藏于圓明園中，后來被英法聯軍劫掠而去、流散海外的那一批文物了。這一領域內的學術研究，以及相關研究成果轉化而來的公共信息，似乎是順理成章、繼之而來之勢了。

然而，就在中國民眾漸漸從圓明園各式模型、圖樣中，體味到眼前這一片殘柱碎瓦之遺址曾有的富麗宏偉之時，這所“萬園之園”的絕世園林中曾經陳列的奇珍異寶，下落如何、今歸何處的話題，在當時還仍然不是公共文化領域可以公開談論的話題。這樣的話題，還仍然不是普通民眾可以公開發表意見，甚至是連一般知識分子都難以置喙的。

僅就筆者所見，“七七事變”前后的國內各大報刊，公開披露與研討圓明園海外流散文物的報道、論文、記述等，均不多見。這樣的情形，固然有海外相關文獻資料難以搜求，或譯介研究本身存在一定難度的客觀因素，恐怕更有來自當時政府方面的主觀因素使然。

須知，當年內憂外患、積弊嚴重的國民黨政府，本來就亟需或者說亟愿謀求與英、法、美等國的國際親睦關系，以便獲取同情與支持，而這些西方國家正是圓明園流散文物的主要集散地，當局自然不愿看到國內民眾再對這一“前朝”舊事行連篇累牘之追究與討論了。于是乎，客觀存在的外部因素與主觀存在的內部因素，二者合而為一的限制之下，也就使得圓明園流散文物的數量、品類及去向等一系列問題，始終無法公開全面的予以披露與研討，始終迷霧重重了。

關鍵詞： 圓明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