來源:光明網
當人工智能技術不斷完善,人臉識別逐漸成為較為廣泛的應用領域。幾個月前,有關AI換臉軟件“ZAO”曾引發了一輪倫理、隱私爭議。尤其在國外有人將其應用于色情視頻,導致多位公眾人物成為受害者,隨后掀起了“反AI換臉”行動。
最近,公共場所人臉識別場景再次引發隱私話題的爭議。比如,不少培訓機構和學校利用人臉識別、人體識別等技術,監測學生、教師的上課情況,進行情緒識別和行為分析等。對此,不少網民和業界人士擔心,認為這些識別場景將面臨公共數據采集與個人隱私保護、使用目的的正當性、數據泄露風險等爭議。
今年以來,北京部分高校陸續“試水”人臉識別系統,用于日??记诤驼n堂紀律管理,課堂上學生發呆、打瞌睡、玩手機等動作都可能被識別出來;另外,還有學校在校園入口、部分宿舍樓配備人臉識別門禁,用于針對進出人員的檢測核驗。
記者走訪北京天壇公園、日壇公園、奧林匹克森林公園等地發現,為了限制同一個人的取紙數量,部分公共場所廁所內安裝了人臉識別廁紙機,但多數處于損毀和維修狀態。
上周,由南方都市報大數據研究院舉辦的“2019啄木鳥數據治理論壇”上,一份《人臉識別落地場景觀察報告》引發關注。文中顯示,許多場景下人臉識別設備沒有提供隱私政策或用戶協議,公眾無法在用戶知情、同意的前提下使用。以公共場所的廁紙機為例,用戶進入攝像頭范圍后就被“刷臉”,關于人臉數據怎樣存儲、是否能被刪除等問題,機器并沒有進行任何說明;而在一些設置了人臉識別攝像頭的商場內,消費者甚至不知道自己會被拍攝。
報告還公布了這樣一組數據:在公租房、交通、校園、商場等場景下,各有半數以上的受訪者表示沒有簽署隱私政策或不清楚是否簽訂隱私政策。也就是說,一旦發生信息泄露,用戶將難以要求網絡運營者提供合理的處置或救濟措施。另外,還有四成以上的受訪者表示,不知道自己人臉的數據怎樣被儲存。
八成受訪者希望設置渠道刪除個人數據
從之前拍照“剪刀手”泄露指紋信息,到AI換臉軟件“ZAO”引發倫理隱私爭議。“生物識別本身是非常安全的,其唯一性保證了驗證上的可靠,是安保方面非常安全可靠的手段;但生物識別的唯一性也導致其一旦丟失,后果不堪設想。”志翔科技創始人蔣天儀說。
《人臉識別落地場景觀察報告》中提到,有3000多位受訪者列舉了擔心的理由,包括人臉信息公開無法加密、人臉信息綁定了與金錢有關的賬戶、不確定數據管理者是否能合法收集使用、擔心系統技術不完善被黑產盜用等。在有關安全隱患中,79.31%的受訪者擔心系統運營者安全能力欠缺導致人臉信息泄露,65.17%的人擔心換臉視頻等網絡虛假信息增多,49.57%的人擔心不法分子利用偽造信息實施詐騙或盜刷。
另外,透明度不足問題也較為突出。研究人員發現,許多場景下的人臉識別設備都沒有提供隱私政策或用戶協議,公眾無法在充分知情并在同意的前提下使用人臉識別;然而,超過八成的受訪者希望自己能夠得到查看和刪除人臉數據的渠道。
技術尚未成熟,人臉識別應用“噱頭”居多
雖然AI技術不斷發展,各類人臉識別場景不斷落地,但在業界看來,面部情緒識別技術尚未成熟。中國電子技術標準化研究院信息安全研究中心數據安全部胡影列舉了這樣一則案例:公交車上有董明珠的照片,當時公交車闖紅燈時被識別為董明珠闖紅燈……
“人工智能技術可以模仿人臉,因此換臉攻擊非常容易。雖然換臉過程中也有很多檢測手段,比如在支付時有多重風控保障,但如今在合成照片尤其在視頻流中替換人臉技術發展迅速的情況下,無疑會造成灰色地帶的出現。”胡影說。
另外,從應用層面來說,面部情緒識別更多的是“噱頭”。深圳大學計算機視覺研究所所長沈琳琳坦言,目前通過人臉識別來判斷情緒的技術尚不成熟,準確率也不高;而通過人體行為識別來分析抬頭率、坐姿和視線集中等準確率比較高,但如果這些數據用來衡量學生的成績和表現,將學生看做是流水線上的產品,可能會影響學生的個性化、創新性。
APP專項治理工作組副組長洪延青提到了“人臉識別技術的規制框架”,并將人臉識別的應用場景分為計數、識別、認證、監控、偽造、窺探等六個大類。他認為,使用人臉識別計數是為了區分不同人,比如在刷臉領廁紙場景中,人臉識別是為了讓用戶不能重復領用,對于計數場景下建議企業摒棄人臉識別技術的運用;對于認證、識別場景,可適用個人信息保護中“知情—同意”和個人敏感信息的框架予以規制。
“監控場景本質上是‘識別+追蹤’,比如在新零售場景中,用戶可用‘知情—同意’框架來拒絕或者對抗;偽造場景中的人臉識別技術不需要用個人信息保護框架來規范,可以更多地適用肖像權的法律框架;在窺探場景中可使用民法現有的人格權、隱私權來解決。”洪延青說。
“黑白名單”及行業問責制有待完善
對于用戶人臉畫像收集現象,浙江墾丁律師事務所律師麻策認為,我國《網絡安全法》規定,收集、使用個人信息時應當公開收集、使用規則并經被收集者同意。朋友圈一再出現上傳照片生成匹配畫像的模式,很多只是讓用戶直接上傳照片,卻沒有向用戶事先說明收集照片的業務合法性,甚至該工具會直接調用用戶微信昵稱、姓名、頭像等,從而生成比對照片。
“這些不事先公開收集規則并獲用戶同意的營銷方式,違反了個人信息保護的相關規定,也無法保護用戶日后對于該類照片信息的刪除、撤回等權利。”麻策認為,很多互聯網公司為了吸粉,采取互動游戲、個性分析、H5頁面等方式,掘取用戶個人信息,但沒有對用戶提示個人信息已被收集以及日后數據使用規則,而普通用戶卻只認為好玩而不理解提供信息的后果。
在政策法規方面,蔣天儀認為,政府要有完善的規范和標準,對于有權采集和使用用戶生物識別信息的機構、企業等須設置較高門檻和監管制度,讓可信并具備足夠安全能力的機構和企業才有資質和權限采集使用信息,并對信息的使用、存儲等在頂層制度設計上更有保障,通過嚴格的制度規范,保證信息安全和合理合規使用。
《人臉識別落地場景觀察報告》中也建議,政府部門針對不同人臉識別的應用場景進行利益衡量后,確定人臉識別應用的使用必要性和使用范圍。一方面須通過制定法律法規和國家標準,明確企業的從業資質與行為規范,包括“黑名單”“白名單”“推薦名單”;另一方面要制定完善的問責制度,明確處罰構成要件、處罰標準,從而最大程度地防范人臉識別技術的濫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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